陈垣的史学方法被后人公认为是“竭泽而渔”的方法,他的研究领域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而为了在这些领域求真求实,他在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源学、史讳学以及在文献学和辑佚、编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陈垣虽致力于古史研究,但他始终强调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使其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抗日战争期间,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通鉴胡注表微》,表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官场的腐败及贪官污吏的不满及蔑视。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ｌ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5]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16]他还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17]李大钊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为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迫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即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或经过了那些发展阶段?它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3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广大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那些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而苦闷彷徨,看不清中国革命前途的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两大方面:其一,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以其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建国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文集。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1954年,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唯心主义批判时,史学界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展开了批判。不久,陈梦家、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人的史学思想及方法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戴上“反动”、“反马列主义”的政治帽子。当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以个人治史的切身体会,向学生讲解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时,也受到“为什么不提马列主义这把最灵验的钥匙”的责难。1958年春,在陈伯达的推动下,史学界开始了所谓的“史学革命”,通过在史学领域大搞“拔白旗,插红旗”,使简单化、概念化、绝对化和庸俗唯物论盛行一时,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受到严重破坏。
建国后到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不仅批判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而且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争鸣和讨论,都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说,“我国史学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