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展开热烈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其中前5个问题被人们称之为“五朵金花”。这些讨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文革”前,三联书店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景珩、林言椒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史绍宾编)等文集,人们从中不难看到当时讨论的热烈情况。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介绍每一问题的研讨情况,更不可能就每种观点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下面仅就两三个问题的讨论略作介绍,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仍可从中感受到当时学术讨论的特点。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新建设》杂志1952年5月号即已提出,但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论文《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19]对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范文澜根据斯大林指出的民族的4个特征,(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认为秦汉时代汉族已经具备了“民族”的这些特征,同时他又提出“独特的民族”的理论。强调“汉族自秦汉以来既不是国家分裂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章冠英等同意范文澜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阶段所占较长,由此产生与欧洲封建社会许多不同的特点。民族可以形成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秦汉以后的汉民族只能是一种低级阶段的民族”,“只能是一种独特的民族”。[20]另一种观点表示反对,反对的主要依据是:按照斯大林所说“民族”的定义,资本主义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因为作为“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的民族市场还无法形成。他们认为范文澜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理解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是不妥的。[21]
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范文澜、吕振羽、岑家梧、翁独健等人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即自秦汉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到了清代,我国的版图和疆域便确定下来了。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起主导作用,其余各个少数民族,包括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也都为祖国的缔造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历史上的中国民族,除了汉族还有少数民族,中国的历代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也包括少数民族独自建立的国家或政权的辖区;不能将历史上的中国与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与汉王朝划等号。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长时间互相影响,友好共处,共同反对封建压迫和外来侵略,共同缔造了祖国。[22]孙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提法,是一种缺乏科学性的论据,存有明显的漏洞。“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王朝统治的范围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伸缩”。他认为,凡在封建王朝之外的独立民族国家,就不应包括在当时的中国范围之内。以今大的祖国疆域来判断历史上汉王朝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国家的关系,这是荒谬的。[23]翦伯赞不同意孙祚民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能把少数民族作为“外国人”看待。[24]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
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是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翦伯赞早在建国前就提出重视历史主义的问题。[25]建国后不久,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26]在这之前,范文澜也提出了纠正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问题,他还以自己的研究实践为例,进行了自我批评。[27]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历史研究实践中出现了运用阶级观点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翦伯赞提出只有将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两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复杂的历史过程或历史人物做出全面的、公正的评价。[28]
翦伯赞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学者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3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如何做到两者相统一等。当时发表的主要文章后收入《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6年)。应当指出,当时各种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从学术上进行讨论的,正当人们深入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问题时,戚本禹在1966年初发表文章,从政治上宣布“历史主义是对阶级观点的反动”,[29]从此“历史主义”成为人们不能继续研究讨论的“禁区”,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继续展开讨论。
建国后,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是和新中国的史学建设积极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的合理的内容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不良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倾”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不能得到克服。
1961年,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的任务。同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认为,学习西方史学史,对高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讲,是十分必要的。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现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的教学计划中。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期间,开始出版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以及西方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著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成果问世。[30]但是,不少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6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反动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批判。这样,刚刚起步的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只是停留在规划上,很快就夭折了。
三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史学界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