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等人认为,在国内各民族间的战争中,不存在各族共同的民族英雄,因为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英雄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没有偏狭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想[46]。吕振羽则认为,在国内各民族对立斗争时期,可以产生各族共同的英雄。如岳飞所进行的抗金战争和活动,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要求———既符合汉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客观上也有利于女真人民长远的利益。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还有蒙、陈梧桐、郭预衡、邓广铭、张希清等人。[47]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论战和讨论由来已久。如果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算起,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已有200多年了;如果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算起,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这半个世纪在我国的论战和讨论,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阶段:30年代前期;抗日战争爆发;50年代及60年代初;“文革”结束以后至今。从讨论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来看,都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我国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白钢编著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较全面地介绍了30年代前期以来至今的论战和讨论情况。他认为1978年以来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的主要特点是:出版物的数量总计约在120篇以上,超出以往3次讨论之总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史学界众多有争议的议题之中最活跃的;比较普遍地注意到中外的对比研究;一些被搁置多年的老问题,近年被一些论者重新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证。[48]
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文革”后讨论的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之一。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史学规划会议时,戴逸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强调“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命题提出异议。同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开展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此后,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刊、高校及研究机构,也都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较广泛的讨论,代表性的意见大体可以概括成以下7种:生产斗争、生产力说;[49]阶级斗争说;[50]社会基本矛盾说;[51]合力说;[52]物质利益说;[53]客观的社会需要说;[54]人民群众说。[55]
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时,自然要涉及到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建国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文革”期间,在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动的政治观点时,批判了“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得出“只有奴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1980年,余霖、安延明著文《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所谓“奴隶创造历史”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只能导致混乱。[56]1984年,黎澍发表论文《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指出时下流行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不科学的。应是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只讲英雄创造历史或只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都是片面的。他还指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源于苏联学术界,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在我国又发展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观点既不科学又不符合事实。[57]黎澍的论文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有人支持或部分支持,有人反对,还有人提出招致激烈反对的“新英雄史观”, [58] 不同观点的交锋和热烈讨论,促进了史学界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文革”后,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进步,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这方面的问题,除了以往已涉及的“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史与论的关系”外,中外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史学方法,近年主要关注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者认为,这些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补充,对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有益内容,是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迫切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做出了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当代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近年,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重点课题已有多项完成,其成果已公开出版。[59]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1993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广泛团结了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学者,对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近20年来,一直有较高水平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他们及时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践,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当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以追踪战后欧美史学新发展为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研究的重要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西方历史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历史规律性问题、关于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关系,其中涉及维柯、伏尔泰、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等。近年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课题不断开拓,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理论深度不断加强。一些论者还就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60]
其二,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化和整体化趋势明显加强,历史学也不例外。其结果正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宏观性的研究课题引起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的兴趣,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完成这些课题。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其他人文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