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外国史学史研究有不少优秀成果问世,为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则是在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外国史学思想史,重点阐释的是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它不仅要阐释影响和指导西方史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思想,而且要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
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了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20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既然它们对学科发展不曾产生什么影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昙花一现,理所当然成了过眼烟云。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它们脱离作为一门科学的史学自身发展的实际,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文化选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王韬、黄遵宪、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生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于是成为社会的选择。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选择,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工农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后,才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因。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自己平凡的工作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促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特别是“文革”后历经磨难的历史科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唯物主义历史观也在发展,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丰富自己,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历史科学的进步和繁荣。
回顾、思考与展望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展望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相信其研究的内容将不断深化;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将不断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实践将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理论水平;史学思维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将极大地提高科研效率。相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理论研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
和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2] 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
[4] 梁启超:《自由书.成败》,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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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
[8]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见《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415页。
[9]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
[10] 温德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1] 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250页;史念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872页;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12] 转引自《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13]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14] 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15]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8页。
[16]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7页。
[17] 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7页。
[18] 尚钺编:《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第1页
[19] 该文后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
[20] 章冠英:《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一些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21] 持反对意见的文章主要有: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杨则俊《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与范文澜同志和格.叶菲莫夫同志商榷》,《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期;官显《评“独特的民族”论》,《新建设》,1955年第5期。
[22] 见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第3卷第1期,1950年;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