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研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直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大陆史学界的成果与日俱增，这端赖于新史料（如徽州乡土文献）的系统整理和利用。如所周知，在明清时期，“徽之富民尽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１）］。不过，以往对于上述各大都会中侨寓徽商的研究，除了个别城市（如扬州）已有相当详尽的研究成果外，不少城镇还是语焉不详，甚或仍属空白（如淮安）。这同样有赖于新史料的搜集和利用。笔者近年来两度前往淮安考察，搜集到一批未刊乡土文献，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徽商史料，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淮安河下徽商的组织形态、生活方式和盛衰变迁。

　　　　一、徽商的迁徙、占籍和定居

　　河下位于今淮安市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据清人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１《疆域》记载：“明初运道仍由北闸，继运道改由城西，河下遂居黄（河）、运（河）之间，沙河五坝为民、商转搬之所，而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篷，百货骈集；及草湾改道，河下无黄河工程；而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盐策富商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所谓“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是指明代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正式公布纳银中盐的办法——运司纳银制度，也就是召商开中引盐，纳银运司，类解户部太仓以备应用。从此以后，商人只需在运司所在的地方纳银就可中盐，因此，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商也迁至西淮［（２）］。由于河下地处淮安城关厢，又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所以大批富商大贾卜居于此。

　　较早适居河下的徽商有黄氏，据清人黄钧宰《金壶浪墨》卷２《世德录》记载：“黄氏之先，为皖南著姓，聚族于黄山。当明中叶，分支迁苏州。再徒淮阴，累世读书，科名相望，七传而至荆玉公，为明季诸生”。从这段《世德录》中，还看不出黄氏是否为淮北盐商。当时，淮北盐运分司驻安东（今江苏涟水县），大批徽商主要集中在那里。诚如明人文震孟在《安东县创筑城垣记》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安东为河、淮入海之路，淮北锁钥，百万盐策辐辏于此”［（３）］，所谓“煎盐贵擅其利”［（４）］。其中，就有不少徽州盐商［（５）］。
　　由于明代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频仍，安东等地时常受到洪水的威胁。如淮北批验所本在安东县南六十里的支家河，“淮北诸场盐必榷于此，始贷之庐、凤、河南”，批验所旧基在淮河南岸，“当河流之冲”［（６）］，弘治、正德年间曾多次圯毁，后来虽移淮河北岸，但洪水的困扰仍未减轻。据乾隆《淮安府志》卷１１《公署》记载，安东为“盐鹾孔道，土沃物丰，生齿蕃庶，士知学而畏法，近罹河患，丰歉不常”。在这种形势下，盐运分司改驻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淮北巡检也移驻乌沙河。随着鹾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７）］，但因祖先产业所在，仍然占籍安东［（８）］。这一点很象淮南盐商多占籍仪征，而又“太半居郡城（扬州）”［（９）］。
　　与此同时，还有的徽商从扬州适居淮安河下。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程量超一支。据《淮安河下志》卷５《第宅·程莲先生宅》记载：

　　　　吾宗自岑山渡叔信公分支，传至第九世慎吾公，是为余六世祖，由歙迁家于扬。子五人：长上慎公，次蝶庵公，次青来公，次阿平公，次莲渡公。莲渡公即余五世祖也。莲渡公诸兄皆居扬，公一支来淮为淮北商，居河下。

　　莲渡公叫程量越（１６２６－１６８７），字自远，是淮南盐务总商程量入的弟弟，“生子九人，俱成立，孙、曾蕃衍，旧宅渐不能容，分居各处，亦尚有一、两房仍居老宅”［（１０）］。

　　除了程量越一支外，歙县程氏还有不少人迁居河下。清末时人李元庚曾指出：“程氏，徽之旺族也，也由歙迁。凡数支，名功、亘、大、仁、武、鹤是也。国初（按：指清初）时业禺策者十三家”［（１１）］，“皆极豪富”［（１２）］，当时有“诸程争以盐策富”［（１３）］的说法。

　　河下徽商程氏行盐各有旗号，大多依族谱中的名号取名。据《讷庵杂著·五字店基址记》记载：“当时族人业盐居淮，有所谓公（功）字店、班字店、大字店者，皆就主人名字中略取其偏旁用之，如亘字店则用朝宣公宣字之半，吾家五字店，盖用慎吾公吾字之半也”［（１４）］。慎吾公是程量越的父亲，所以程量越“所居之宅，曰五字店，五字乃其旗号也”［（１５）］。此外，还有俭德店，“俭德，旗名店者”，为盐务总商程易的宅名［（１６）］。程世桂与其兄程云松“均习禺策，分行盐务，旗名观裕”［（１７）］。这一点也与扬州非常相似。据乾嘉时人林苏门记载：“扬州运盐之家，虽土著百年，而厮仆皆呼其旗名，曰某某店。故高门大屋，非店而亦曰店也”［（１８）］。淮安河下地名中，有五字店巷、仁字店巷、文字店巷和亘字巷等，大多是“徽商顿盐之所，巷因此得名”［（１９）］。

　　除了程氏以外，汪氏自尧仙公由徽迁淮，三世至隐园公卜居于相家湾路南［（２０）］。所谓尧仙公是清代著名官僚汪廷珍的曾祖父，“治家勤俭，赀产遂丰”［（２１）］，成为以盐业起家的ｃｕō＠①商大户［（２２）］。吴氏“先世分运食盐，以金家桥为马头”［（２３）］，也是河下的淮北盐商。此外，徽商曹氏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势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产业［（２４）］。

　　由于徽商的鳞集骈至，至康熙年间，河下一带徽商的人数已相当之多。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年）编审，因山阳历年水患，百姓逃亡，故缺丁１４９１３丁，缺丁银６４１７两。县令“以土著无丁可增，乃将淮城北寄居贸易人户及山西与徽州寄寓之人，编为附安仁一图”［（２５）］。其中的“徽州寄寓之人”，既有占籍安东或山阳的［（２６）］，还有的则仍占籍故土徽州［（２７）］。


　　　二、徽商社会生活勾稽

　　（一）徽商之间呼朋引类，紧密结合，最具有地域商人集团的色彩。明人金声曾指出：“夫两邑（休、歙）人以业贾故，事其亲威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２８）］。歙人程朝聘，迁淮北安东，其子程增“移家山阳，使二弟学儒，而身懋迁，家遂饶。父族四，母族三，死而无归者毕葬焉，余皆定其居，使有常业，设义田、义学以养疏族人而聚教之。乡人叩门告请，未尝有难色，或急难以千金脱之”［（２９）］。这种乐善好施的义行，不仅仅圃于宗族内部。如盐务巨商程鉴，“振恤寒困，赴人之急如不及。山阳曹师圣官彭泽令，逋公帑数千，且得罪，鉴予金偿之。师圣卒，复为营葬事，周其遗孤”［（３０）］。此种济急周乏的乡党之谊，反映了徽商的群体意识。这从淮安会馆的设置过程中亦可窥其端倪。据《梓里待征录·建置记》载：“会馆之设，京师最盛，吾淮初未之闻也。当乾隆、嘉庆间生意鼎盛，而官、幕在淮者十居八、九，无一人创此事。后有新安人在质贸易，借灵王库馆地启房为新安义所”，“每当春日聚饮其中，以联乡谊”［（３１）］。此后才有各地商人踵起效尤。

　　徽商之间相互通婚，如汪氏侨寓清江浦数百年，家富百万，列典肆，“有质库在所居之南，曰字号萱，其息本乃太夫人钗钏之余，故曰萱字号，太夫人误呼之，遂有是名”［（３２）］。广厦千间，俗呼为“汪家大门”。主人汪已山好宾客，座上常满。广结名流，筑观复斋，“四方英豢彦毕至，投缟赠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