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火烧衙署，失落官印，酿成巨案。大宪檄府拿人。河北拟敷人出应，王朝举时病垂危，愿承认，此后凡走盐成提费赡其家，当即被逮，一鞠而得。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场骚乱，显然是有组织的，很可就是由徽商怂恿而成的。因为改革首先关系到鹾商的切身利益，他们绝不希望盐运改道。如盐务总商程易“比盐务有改道之议，副使（按：程易曾为候补两淅盐运副使）力持不可，所活亿万人”［（８２）］。从史料上看，徽商在多次盐务变革之前就都冒预先获得过消息。如道光年间淮南盐务首总黄潆泰在纲盐改票前夕前就预先得到通报，于是暗中卖掉根窝，逃过了一般商人所遭遇的破产厄运［（８３）］。仪征在传闻盐课改归场灶，不再经由当场掣捆，于是“街市呼号，不约而会者千数人，奔赴县堂，齐声乞命，因而市井惊慌，铺面闭歇，日用货物不得流通”，“抢夺公行，民难安堵”。由陶澍的奏折中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由盐商和乡绅鼓动而造成的动乱［（８４）］。

　　嘉庆年间的这场动乱虽然不了了之，但却“伏下票盐一节”［（８５）］，成为道光中叶淮北纲盐改票的先声。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年），淮北盐务疲弊已极，陶澍上疏改行票盐。在酝酿变革的过程中，出自淮北盐商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起了一定的作用。曹家原在淮北有许多根窝，而陶澍又是他的门生，推行票法颇有投鼠忌器的担心。后者曾派人试探曹氏心曲，曹振镛很痛快地表示：“恐有饿死之宰相家”［（８６）］，表示支持陶澍改革。当时，因两淮应交广储司银两无法交割，而由粤海关每年拔解盈年３０万两充“广储司公用银”，道光皇帝大为震怒，取消了两淮盐政一职，并下令改革两淮盐法。因此，两淮盐务变革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曹氏是官场上老官僚，一向以善于揣摩帝王心理著称，他这种“大义灭亲”的举动，当然也是事出无奈。

　　道光年间的纲盐改票，对淮北盐商的打击相当之大。原先，河下一带号称“小扬州”，早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邱ｈｕì＠①⑥《过山阳县》诗就这样写道：“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在运河东岸，即指河下。及至清代，当地甲第连云，冠盖阂咽。所谓“生涯盐策富连鏖，甲第潭潭二百年”［（８７）］。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盐商）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８８）］。例如，著名的荻庄柳衣园，是淮北总商程氏的私家园亭，盐务极盛时，“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竹歌，殆无虚日”［（８９）］。道光中期北鹾改道西坝，盐商失业，售拆此园，夷为平地。转眼之间，只剩老屋三椽，紫藤一树，令人叹息不已。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据山阳人黄钧宰描述：“自程氏败而诸商无一存者，城北井里萧条矣”［（９０）］。于是，“里之华堂广厦，不转瞬间化为瓦砾之场；巷陌重经，溪迳几不可辨”［（９１）］，聚落景观与畴昔迥异，整个河下触目皆是圯墙、破寺和废圈。盐商既已困窘不堪，淮安河下夸奢斗富之习，大有力不从心之感。以元夕观灯视之，“淮、扬灯节最盛，鱼龙狮象家禽鸟螺蛤而外，凡农家渔樵百工技艺，各以新意象形为之，颇称精巧”［（９２）］。道光中叶以后，虽然“火树银花，人影衣香，犹见升平景象”，但却因“盐务改票以来，商计式微，（而）不及从前繁丽”［（９３）］。

　　由于盐商衰落，河下的商业也骤然萧条了下来。淮安河下原本是“万商之渊”，“富有无堤，甲于诸镇”［（９４）］，由于富商大贾的纷至沓来，成了当时的一个金融中心。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以后，“河下钱铺约有三、四十家，大者三万、五万，本小者亦三、五千不等。上自清江、板闸以及淮城并各乡镇，每日银价俱到河下定，钱行人鼎盛，甲于他处。加以河工、关务漕务生意特输（殊），有利可图”，因此十分繁荣。起初河下银价每两仅９００余文，道光初年略有上涨，但也不过１１００－１２００余文。纲盐改票后，因淮北实行场下挂号验赀之法，“板浦每年挂号银堆积如山，约有七、八百万，存分司库，故（淮安河下）银陡贵至二千二百零。咸丰八、九年价或落，乱后更贱至一千四百余文，而河下钱铺日见萧（条）淡泊”［（９５）］。

　　随着盐商的衰落，淮安河下的文风也骤然衰歇。王觐宸在《淮安河下志》卷６《园林》中指出：“河下繁盛，旧媲维场。园亭池沼相望林立，先哲名流提倡风雅，他乡贤士翕然景从，诗社文坛，盖极一时之盛”。纲盐改票以后，淮上诗社文坛，黯然失色。文人朱玉汝在《吊程氏柳衣、荻庄二废园》诗中吟咏道：“盐鹾事业尽尘沙，文酒芳名挂龄牙”［（９６）］。显而易见，乾嘉年间扶助风雅、宾朋酬唱的文人雅集，早已成了过眼烟云。

　　道光中叶的盐政变革，不仅使“富商巨室，均归销歇，甚者至无立锥地”［（１００）］。而且，对于其他阶层也有极大的影响。据王勤宸描述，“河下自盐务改票，贫民失业，生无以养，死无以葬”［（１０１）］。“游手骄民逃亡殆尽，……即不事盐策耕且读者，亦强半支绌，苟且图存。求如襄日繁富之一，邈然不可”［（１０２）］。


　　　四、结语

　　（一）明弘治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以后，大批山、陕富民内徙淮、浙。在当时的淮、扬一带，西北贾客的势力相当之大。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年）前后，在扬州的西北盐商及其后裔多达五百余人［（１０３）］。而在淮安，早期河下盐商中也以山西商人势力最为雄厚。据《淮雨丛谈·考证类》记载：“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等［（１０４）］。其中的杜、阎、何、李诸姓，都是山、陕商人。但到万历前，徽商在两淮的势力逐渐增强，与山、陕富民比肩称雄，甚至超过了后者［（１０５）］。及至清代前期，在两淮和浙江，西北商贾的势力已完全无法与徽商相提并论。以雍乾嘉年间领衔捐输的两淮盐务总商来看，清一色的都是徽商［（１０６）］。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格局？是什么促使晋商步步后退，而徽商则得寸进尺呢？

　　从淮安河下徽商的研究中，我们首先看到，徽商的家族形态和商业组织，使它具有潜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程氏为例，它的家族支脉遍及浙、淮、扬三地，且以早期获得“商籍”的杭州为基地，逐渐向北面的扬州和淮安发展［（１０７）］。从淮、扬两地来看，许多人都是先从扬州发迹，然后才到淮安从事盐业经营。如淮北盐商程ｚｈí＠①⑦，“相传少年未遇时，流寓扬州，于委巷遇一妇，诘以所苦，告之。妇出白金二百，属以挂窝必获利。次日，扒银挂引，获利三倍，由是致富。再访此妇，门径俱荒，疑遇仙，为筑林下堂志其德”［（１０８）］。这一故事虽然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却折射出淮、扬两地盐商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揆诸史实，程量入是康熙年间扬州最为著名的盐务大总商，淮北盐务就由他的弟弟程量越接掌。另一徽商鲍志道，是乾嘉年间的盐商巨贾，每年行盐多达二十万引［（１０９）］，先后担任淮南总商长达二十年。他去世后，其子漱芳于嘉庆六年（１８０１）继任总商，八年（１８０３年）又兼理淮北盐务［（１１０）］。在扬州，两淮盐务官署中设有淮北商人会馆［（１１１）］。徽商家庭出身的大官僚曹文埴，子其，字六畲，业盐居扬州，“淮北人多赖之”［（１１２）］；程梦星、程晋芳诸人，在扬州、淮安两地都筑有园林或别墅，时常往返于两地，以联络宗乡戚友间的感情，促进专卖权益的发展。类似于此的徽商家族相当普遍［（１１３）］，而西商则并不多见。其次，从程氏占籍安东等地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徽商植根于广大的农村，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