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了产、运、销一体的盐商组织。与此相比，山陕盐商则主要株守在各大城市［（１１４）］，这使得他们在与徽商的竞争中居于劣势。
（二）从程氏宗族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从明代后期直到清代前期，徽商程氏分支持续不断地迁入淮安河下一带。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且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对于徽州乡土习俗在当地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此，《淮安河下志》卷１《疆域》记载：
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典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阁阂之间，肩摩觳击，袂ｗěｉ＠①⑧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每当元旦元夕，社节花朝，端午中元，中秋ｘī＠①⑨腊，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锦绣幕天，竹歌聒耳，游赏几无虚日。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好行其德者，又复振贫济弱，日以任恤周济为怀，远近之挟寸长、求嘘植及茕独之夫，望风而趋，若龙鱼之走大壑，迹其繁盛，不啻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所叙述，猗欤盛哉！
乾隆时人阮葵生曾指出：“吾淮缙绅之家，皆守礼法，无背情逆理之举，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策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１１５）］。所谓“担策至淮，占籍牟利”，即指从事盐业、卜居城厢的徽商西贾。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在一个短时期内（明代中业迄至清代前期）持续不断地迁入湖嘴河下一带，形成了特别的社区。其乡土习俗首先经过当地屠酤儿的“尤而效之”［（１１６）］，很快便成了淮安一带的时髦风尚。
歙县“乡俗尚淫祀，每酷署，奉所谓都天神者，奔走骇汗，烦费无度”［（１１７）］。晚明清初，随首歙县程氏盐商大批徙居河下，该民俗经过某种变异也被移植到当地。据《淮安风俗志》记载：“赛会之风，随地都有，然未有如淮安之甚者”［（１１８）］。一年之中，赛会次数不下十余次。其中，最重要的有都天会及东岳会。都天会又分为小都天和大都天（小都天庙在河下，大都天庙在河北）。都天会赛期在每年四月中、下旬，东岳会则必在五月初一，“与会者尽系商家，分米、钱、绸布各业，共有二十余业之多。每业皆各有执事全副，区别其业，则以某安胜会辨之”。如钱业曰文安，绸业曰普安等等，“一次所费，约数千金”［（１１９）］。
徽州风俗，婚礼专要闹房“炒新郎”，凡亲戚相识的，在住处所在闻知娶亲，就携了酒ｋē＠⑥前来称庆，说话之间，名为祝颂，实半带笑耍，把新郎灌得烂醉方以为乐［（１２０）］。在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河下盐商社区，闹房风俗在乡里宗亲间盛行不衰。乾隆《淮安府志》的作者将此形容为“闹房喧谑，恶俗不堪”［（１２１）］。
不仅婚俗如此，其他的丧葬寿诞，也无不带有强烈的徽州乡土色彩。“淮俗祝寿吊丧最为劳攘，生辰虽非大庆，犹且仆仆往来，至丧事则讣者贸然而投，吊者亦率然而应”［（１２２）］。作为外来移民，徽州盐商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每逢生日“辄多招宾客，以为门庭光宠”［（１２３）］。甚至有十龄童，即开筵演戏，“有降伯氏、舅氏之尊而伛偻磬折其庭者，群饮谐谑，尤而效之。一日之间团于酒食，士农工商，废时失业”［（１２４）］。尤其特殊的是，“新安人子于父母已故，犹作冥寿，明灯彩筵，籍口祝嘏”［（１２５）］。这种情形，让淮安正统的乡绅甚感骇异。
由于河下一带五方杂处，豪商巨贾相互矜炫，奢侈之习蔚然成风，衣食住行，糜费日盛。明代中叶以前，“淮俗俭朴，士大夫夏一葛，冬裘，徒而行”。此后出现两人乘舆。到明末“通乘四轿，夏则轻纱为帷，冬则细绒作幔，一轿之费，半中人之产”。乾隆《山阳县志》卷４接着断言：“淮俗从来俭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显然，挟资千万的盐商富贾也是习俗嬗变的关键因素。
（１） 康熙《徽州府志》卷２《风俗》。
（２） 《明史》卷７７《屯田》：“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诸淮商悉撒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
（３） 光绪《重修安东县志》卷３《建置》。
（４） 吴从道《安东》诗，见丁晏、王锡祺编《山阳诗征》卷７。
（５） 如歙人程必忠，明季始迁安东；程易，“世居歙之岑山渡，后迁淮，治盐业，遂占籍安东”；程增，“父自歙迁淮之涟邑（即安东）”。俱见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１３《流寓》，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据抄本复印。
（６）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３７《职官六·解署》引嘉靖《盐法志。
（７） 光绪《重修山阳县志》卷４《盐课》：“国初淮北分司暨监掣并驻河下，群商亦萃居于此”。
（８） 光绪《重修安东县志》卷１《疆域》：“国初时盐法尤盛行，富商来邑占籍，著姓相望”。卷１２《人物四·流寓》：“初，程氏以国初来邑占籍，代有令闻”。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１３《流寓》：“程朝宣，字辑侯，歙人也。父以信，故有业在安东。召朝宣代之，弗善也，去而业盐，与淮北诸商共事，不数年推为祭酒焉”。程朝宣因出赀助塞卯良口决口，安东人“感其义弗衰，为请占籍。程氏之占安东籍，自朝宣始也”。此后，淮安史志中出现的程氏，多为安东籍。程鉴“先世歙人，业盐，家于淮，后入安东籍，实住山阳河下也”。
（９） 光绪《续修甘泉县志》凡例。
（１０）（１５）（７３）（７９）（８０）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５《第宅》
（１１） 李元庚：《梓里待征录·奇闻记·淮北商人同姓十三家》。《梓里特征录》为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抄本，封面题作，“淮ｒú＠⒇隅史”。
（１２）（１４）（３１）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６《杂缀》。
（１３）（２９）（３０）（４７）（４９）（６５）（６６）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１３《流寓》。
（１６） 李元庚：《梓里待征录·逸事记·俭德店相》。
（１７）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刊本，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藏）高咏轩条。
（１８） 林苏门：《邗江三百吟》卷３《俗尚通行·运盐之家称店》，《邗江三百吟》为扬州市图书馆特藏部藏本。
（１９）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２《巷陌》。
（２０）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道宁堂条。
（２１） 汪继光：《山阳汪文瑞公年谱》，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手抄本。
（２２）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１２《列女》汪士堂妻条：汪家“故业盐，号巨商”。另，范一煦：《淮ｒú＠⒇小记》（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部藏本）卷４，汪廷珍“家世本业禺策，食指百余人”。
（２３）（７４）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梅花书屋条。
（２４）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止园、梅花屋条。
（２５）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２２《京田时田》。
（２６）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４８《人物七·科第表下》，顺治八年辛卯科举人程治，歙人，山阳籍：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举人吴宁谧，歙人，山阳籍。
（２７） 嘉庆《江都县续志》卷１２《杂记下》：“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淮安情形与此相类似。如程晋芳就是歙县籍，“世居山阳”（丁晏、王锡祺：《山阳诗征》卷１８）。
（２８） 《金太史集》卷《与歙令君》。
（３２）（３５）（３６） 方ｈｕì＠①⑥顾：《二知轩文存》卷２２《今雨楼图记》。
（３１）（３４）（３７） 徐珂：《济稗类钞》第２４册《豪侈类》。
（３８） 见陈坦和：《扬州丛刻》（民国刊本）。
（３９）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九狮园条。
（４０）
（二）从程氏宗族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从明代后期直到清代前期，徽商程氏分支持续不断地迁入淮安河下一带。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且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对于徽州乡土习俗在当地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此，《淮安河下志》卷１《疆域》记载：
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典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阁阂之间，肩摩觳击，袂ｗěｉ＠①⑧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每当元旦元夕，社节花朝，端午中元，中秋ｘī＠①⑨腊，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锦绣幕天，竹歌聒耳，游赏几无虚日。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好行其德者，又复振贫济弱，日以任恤周济为怀，远近之挟寸长、求嘘植及茕独之夫，望风而趋，若龙鱼之走大壑，迹其繁盛，不啻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所叙述，猗欤盛哉！
乾隆时人阮葵生曾指出：“吾淮缙绅之家，皆守礼法，无背情逆理之举，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策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１１５）］。所谓“担策至淮，占籍牟利”，即指从事盐业、卜居城厢的徽商西贾。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在一个短时期内（明代中业迄至清代前期）持续不断地迁入湖嘴河下一带，形成了特别的社区。其乡土习俗首先经过当地屠酤儿的“尤而效之”［（１１６）］，很快便成了淮安一带的时髦风尚。
歙县“乡俗尚淫祀，每酷署，奉所谓都天神者，奔走骇汗，烦费无度”［（１１７）］。晚明清初，随首歙县程氏盐商大批徙居河下，该民俗经过某种变异也被移植到当地。据《淮安风俗志》记载：“赛会之风，随地都有，然未有如淮安之甚者”［（１１８）］。一年之中，赛会次数不下十余次。其中，最重要的有都天会及东岳会。都天会又分为小都天和大都天（小都天庙在河下，大都天庙在河北）。都天会赛期在每年四月中、下旬，东岳会则必在五月初一，“与会者尽系商家，分米、钱、绸布各业，共有二十余业之多。每业皆各有执事全副，区别其业，则以某安胜会辨之”。如钱业曰文安，绸业曰普安等等，“一次所费，约数千金”［（１１９）］。
徽州风俗，婚礼专要闹房“炒新郎”，凡亲戚相识的，在住处所在闻知娶亲，就携了酒ｋē＠⑥前来称庆，说话之间，名为祝颂，实半带笑耍，把新郎灌得烂醉方以为乐［（１２０）］。在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河下盐商社区，闹房风俗在乡里宗亲间盛行不衰。乾隆《淮安府志》的作者将此形容为“闹房喧谑，恶俗不堪”［（１２１）］。
不仅婚俗如此，其他的丧葬寿诞，也无不带有强烈的徽州乡土色彩。“淮俗祝寿吊丧最为劳攘，生辰虽非大庆，犹且仆仆往来，至丧事则讣者贸然而投，吊者亦率然而应”［（１２２）］。作为外来移民，徽州盐商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每逢生日“辄多招宾客，以为门庭光宠”［（１２３）］。甚至有十龄童，即开筵演戏，“有降伯氏、舅氏之尊而伛偻磬折其庭者，群饮谐谑，尤而效之。一日之间团于酒食，士农工商，废时失业”［（１２４）］。尤其特殊的是，“新安人子于父母已故，犹作冥寿，明灯彩筵，籍口祝嘏”［（１２５）］。这种情形，让淮安正统的乡绅甚感骇异。
由于河下一带五方杂处，豪商巨贾相互矜炫，奢侈之习蔚然成风，衣食住行，糜费日盛。明代中叶以前，“淮俗俭朴，士大夫夏一葛，冬裘，徒而行”。此后出现两人乘舆。到明末“通乘四轿，夏则轻纱为帷，冬则细绒作幔，一轿之费，半中人之产”。乾隆《山阳县志》卷４接着断言：“淮俗从来俭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显然，挟资千万的盐商富贾也是习俗嬗变的关键因素。
（１） 康熙《徽州府志》卷２《风俗》。
（２） 《明史》卷７７《屯田》：“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诸淮商悉撒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
（３） 光绪《重修安东县志》卷３《建置》。
（４） 吴从道《安东》诗，见丁晏、王锡祺编《山阳诗征》卷７。
（５） 如歙人程必忠，明季始迁安东；程易，“世居歙之岑山渡，后迁淮，治盐业，遂占籍安东”；程增，“父自歙迁淮之涟邑（即安东）”。俱见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１３《流寓》，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据抄本复印。
（６）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３７《职官六·解署》引嘉靖《盐法志。
（７） 光绪《重修山阳县志》卷４《盐课》：“国初淮北分司暨监掣并驻河下，群商亦萃居于此”。
（８） 光绪《重修安东县志》卷１《疆域》：“国初时盐法尤盛行，富商来邑占籍，著姓相望”。卷１２《人物四·流寓》：“初，程氏以国初来邑占籍，代有令闻”。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１３《流寓》：“程朝宣，字辑侯，歙人也。父以信，故有业在安东。召朝宣代之，弗善也，去而业盐，与淮北诸商共事，不数年推为祭酒焉”。程朝宣因出赀助塞卯良口决口，安东人“感其义弗衰，为请占籍。程氏之占安东籍，自朝宣始也”。此后，淮安史志中出现的程氏，多为安东籍。程鉴“先世歙人，业盐，家于淮，后入安东籍，实住山阳河下也”。
（９） 光绪《续修甘泉县志》凡例。
（１０）（１５）（７３）（７９）（８０）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５《第宅》
（１１） 李元庚：《梓里待征录·奇闻记·淮北商人同姓十三家》。《梓里特征录》为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抄本，封面题作，“淮ｒú＠⒇隅史”。
（１２）（１４）（３１）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６《杂缀》。
（１３）（２９）（３０）（４７）（４９）（６５）（６６）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１３《流寓》。
（１６） 李元庚：《梓里待征录·逸事记·俭德店相》。
（１７）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刊本，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藏）高咏轩条。
（１８） 林苏门：《邗江三百吟》卷３《俗尚通行·运盐之家称店》，《邗江三百吟》为扬州市图书馆特藏部藏本。
（１９）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２《巷陌》。
（２０）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道宁堂条。
（２１） 汪继光：《山阳汪文瑞公年谱》，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手抄本。
（２２） 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１２《列女》汪士堂妻条：汪家“故业盐，号巨商”。另，范一煦：《淮ｒú＠⒇小记》（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部藏本）卷４，汪廷珍“家世本业禺策，食指百余人”。
（２３）（７４）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梅花书屋条。
（２４）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止园、梅花屋条。
（２５）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２２《京田时田》。
（２６）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４８《人物七·科第表下》，顺治八年辛卯科举人程治，歙人，山阳籍：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举人吴宁谧，歙人，山阳籍。
（２７） 嘉庆《江都县续志》卷１２《杂记下》：“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淮安情形与此相类似。如程晋芳就是歙县籍，“世居山阳”（丁晏、王锡祺：《山阳诗征》卷１８）。
（２８） 《金太史集》卷《与歙令君》。
（３２）（３５）（３６） 方ｈｕì＠①⑥顾：《二知轩文存》卷２２《今雨楼图记》。
（３１）（３４）（３７） 徐珂：《济稗类钞》第２４册《豪侈类》。
（３８） 见陈坦和：《扬州丛刻》（民国刊本）。
（３９） 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九狮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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