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备极一时之胜［（６０）］。

　　当时，曲江楼、菰蒲曲和荻庄，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郑氏休园和程氏筱园等南北呼应，成为江淮间著名的园林名胜，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他们与当地的盐商相互揽胜访古，文酒聚会，质疑访学，搜藏古籍，刊刻著述，等等。

　　（四）通过盐商与文人间的宾朋酬唱，提风倡雅，徽商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时也文人辈出。徽州是个文风极盛的地区，新安商人素有“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这种乡土背景，在侨寓徽商身上也表现得极其明显。河下姜桥、中街等处，均有文昌楼，二帝阁内供有文、武二帝，中有魁星。另外，康熙年间徽商还集资在河下竹巷建有魁星楼，“虔祀魁星于其上，文光四射”，希望冥冥苍天福佑徽商子弟“弦诵鼓歌、科第骈集”［（６１）］。河下徽商的确也不负重望。据载，从明末到清代，“河下科第极盛者莫如刘氏”［（６２）］。不过，与刘氏相较，侨寓徽商程氏也毫不逊色。明清两代科甲蝉连，文人辈出。

程、刘二氏科目比较表

　　　　　科目＼姓氏　　　　　程氏　　　　　　　　　　　刘氏
　　　　　　进士　　　　　　　　６　　　　　　　　　　　　７
　　　　　　举人　　　　　　　１２　　　　　　　　　　　　１２
　　　　　　贡生　　　　　　　１１　　　　　　　　　　　　４
　　　　　　武举　　　　　　　　１　　　　　　　　　　　　０
　　　　　　　　　　　　　资料来源：《淮安河下志·科目》

清代诗人袁枚曾经指出：“淮南程氏虽业禺策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二夔州，名ｙíｎ＠⑦；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６３）］。这四人是淮、扬一带提风倡雅最负盛名的人物。

　　程嗣立字风衣，号篁村，人称“水南先生”。原为安东诸生，禀贡生，乾隆初举博学鸿词。平素“善书法，好作画。或求其书，则以画应；求画，则以书应。求书画时，则与之坐讲《毛诗》、《庄子》数则”［（６４）］，一副文人名士的派头。上文提及的“柳衣园”，就是他所构筑的园林。程氏在此“集郡中诸文士讲学楼中，延桐城方舟、金坛王汝骧、长洲沈德潜诸睿宿为之师，极一时切磨之盛”［（６５）］。当时，他以“风流俊望”，倾倒一时。过从交游者遍于天下，“凡人文逸士道出淮阴，必下榻斋中，流连觞咏，历旬月不少倦”［（６６）］。程金字夔周（州），先世歙人，侨寓于扬州，“少即从方望溪（方苞）游，制义外，古文尤有家法。登癸已进士，为部郎有声，寻告归”。他的哥哥程銮曾当过两淮总商，“家门鼎盛，筑别业真州，选订明代及本朝（清朝）古文，次第付梓，嗜音律，顾曲之精，为吴中老乐工所不及，凡经指受者，皆出擅重名，遂为法部之冠”［（６７）］。征歌度曲是当时富商大贾慕悦风雅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程ｙíｎ＠⑦就是以精谱工尺闻名遐迩的盐商巨擘之一。

　　程梦星，字午桥，工部主事。康熙壬辰进士，“入词馆，有著作才，中岁假归”［（６８）］。当时，歙县“程氏之在扬者最盛，梦星以清华之望负时名，江淮冠盖之冲，往来投赠殆无虚日。筑筱园于湖上，诗酒敦ｐáｎ＠⑧，风流宴会，辈行既高，后进望若龙门”［（６９）］。据载，程梦星虽然占籍仪征，但时常也居住在山阳［（７０）］。举手投足，对淮安河下文风的兴盛，也起了表率的作用。

　　程晋芳，字鱼门，蕺园是他的自号。歙人，业鹾于淮。据载，“乾隆初，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君独ｙīｎ＠⑨ｙīｎ＠⑨好学，罄共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７１）］。后来御赐举人，授中书，不久又进士及第，授吏部主事，四库馆纂修。著有《周易知旨编》三十余卷、《尚书古今文释义》四十卷、《尚书古文解略》六卷，《诗毛郑异同考》十卷、《春秋左传翼疏》三十二卷、《礼记集释》若干卷、《诸经ｄá＠⑩问》十二卷、《群书题跋》六卷、《桂宦书目》若干卷。此外，还有不少诗文传世，可谓著作等身。此外，盐商程增、程均、程坤、程銮、程钟、和ｊｉàｎ＠①①等“辈高文懿，行四世，凡十余人，皆为时所推”［（７２）］。
　　程氏之外，吴氏“门第清华”，为山阳望族。自明代至清“凡十一世”，为茂才、掇巍科、登华朊、领封圻者，多有传人”［（７３）］。盐商吴宁谔为邑痒生，与从兄宁谔“皆以文章名噪曲江楼”。他们还与“三吴名宿分题角艺于梅花书屋，慎公先生（宁谔）称巨擘焉”。其子吴玉ｒóｎｇ＠①②“承籍家学，淹贯群书”，孜孜好学，终成进士。侄子吴玉ｊìｎ＠①③、吴玉揖、吴玉孙以及从孙吴初枚、吴次枚等，“皆以科第文章显名于世”。其中，特别是吴玉ｊìｎ＠①③，“尤究心于六书，博通书籍”，著有《山阳志遗·金石存》，当代金石专家翁方纲、朱ｊūｎ＠①④筠等，“皆就山夫（玉ｊìｎ＠①③）相质证”。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也多出自他的手订［（７４）］。此外，徽商汪氏、曹氏等也代出闻人［（７５）］。

　　综上所述，淮安河下盐商社区表现了与扬州河下相似的文化内涵，所谓“园亭之美，后先相望，又多名公巨卿、耆儒硕彦，主持风雅，虽仅附郭一大聚落，而湖山之盛播闻海内，四方知名士载酒问奇，流连觞咏”［（７６）］。


　　三、淮安河下徽商的衰落

　　淮北引岸除乾隆中期盐斤短暂畅销以外，历来为积疲地区，“各商虽有认岸之名，终年无盐到岸，小民无官盐可食，反仰给于私枭，私盐愈充，则岸商益行襄星”［（７７）］。于是，“自正阳关以西，皆占于芦私（长芦私盐），以东皆占于场私（盐场私盐），北商十有一、二，岁运仅数万引，其滞岸则皆弃店罢市，逃避一空，十年无课”［（７８）］。当时，淮北有“牵商”制度，就反映了盐商间相互推诿的情形。据清人王ｓｈēｎｇ＠①⑤《清河王氏族谱·先世述》记载：

　　　　嘉庆初，淮北鹾务有牵商之举，富户概不能免，商总司其事，堂叔祖经五公（按：系山西商人）名在册。公见鹾商豪侈为子孙累，亟避去，转暨邗上。官檄雨至，本籍行查，以久无音耗，遂止。有质库在郡城，道光元年迁居城内南门大街。先祖廷选公亦被牵商，度急切不荻辞，投身自认口岸，试行两载，以亲老告退。

　　由于淮北盐务的衰落，许多商人都日趋式徽。徽商程量越一支“越数传，事业凌替，宅舍圯毁”［（７９）］。到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以后，五字店后宅已圯，“惟大门及前厅等处尚存”。康熙年间由漕运总督书写的“乐善不倦”匾额，竟因“宅小不能置”［（８０）］，而不得不送到城内报恩寺中托僧人代管。其他的中小盐商也有类似的境遇［（８１）］。

　　揆诸实际，淮北盐务的衰弊，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湖运旧章”所致。原来，淮北盐斤在产地价格甚为低廉，但因场盐运到各口岸，中间须经淮安西北掣验改捆。“各项工人赖此衣食，工价日增，浮费与之俱增，成本因之较重”［（８２）］。每引成本多达十余项，至淮北岸埠“价不偿本，故官（盐）不敌私（盐）”［（８１）］。有鉴于此，淮北大使林树保密谋改道以节省糜费，不料预先走漏了风声，酿成了一起不小的骚乱。据《梓里待征录·灾异记·淮北工人烧淮所》记载：

　　　　工人恐失所，谋罢市。一日午后，妇女以千百成群，由程公桥过河，先至花、茶巷、不准铺面开门。众妇都皆手持香火赶赴淮所求赏饭。大使林不面，众妇女率众至大厅，厅为柏木，众将香弃置厅内，一时火起，烟焰迷天，而香闻数里。又欲扑工房，林携印逃行，被众妇女攒殴，不知官印何时失散。城中闻之，协镇海德坤带兵弹压，两手出袖箭，众惧其舅，一哄而散。林次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