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发表的论著表明，在日本史学界非常盛行“蒙古时代史”和“蒙古帝国史”的研究(参看森田宪司：《元朝的科举资料—以钱大昕的编著为中心》，《东方学报》第73册，2001年，第158页;堤一昭：《东亚（中国—五代、宋、元）》，《史学杂志》第109编第5号,第215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学者陆续发表了元史诸领域的研究成果。近两三年来发表这方面论文的数量也逐步有所增加。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许多相关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公开为日本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尤其是碑文资料的出版,为史学工作者带来了很多方便。从1980年起快速增加了史料集成的出版和关于新出碑刻的报告。珍贵的地方志和文集孤本也陆续问世了。日本学者也可以利用这些资料,包括《全元文》等基础资料进行研究。他们利用这些新出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指出了以往学术界很难发现的新事实。例如松田孝一和森田宪司等学者主要使用碑刻资料进行了综合性研究,目前发表了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的成果报告书(松田:《基于碑刻等史料的综合性分析对蒙古帝国和元朝的政治和经济组织进行的基础性研究》,2002年;森田:《据石刻资料对元代汉人知识人社会的研究》,2002年) 。关于在使用碑刻资料时应注意的问题,杉山正明和森田已作总结,可以参看他们的研究成果(杉山:《使世界史改变面貌的蒙古—时代史的描绘》角川书店,2000年,第三章《蒙古时代史的研究—过去、现在、将来》,216-220页; 森田:《曲阜地域的元代石刻群》，《奈良史学》第19号,2000年,49-51页)。
　　在日本史学界“蒙古时代史”的研究非常活跃的原因不仅是有了上述的新增史料，杉山正明的诸论著对日本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强调在“世界史”中的“蒙古时代”的重要性,一贯主张需要探讨“蒙古时代史(history of Mongol period)”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日本蒙古时代史研究》,《中国史学》第1卷,1991年;《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和课题》,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6年;《日本辽金元时代史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2号,1997年)。史学界最近提出的许多观点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提倡的用语“蒙古时代史”似乎在日本史学界成为定论，“现在正逐步遍及世界”( 杉山: 《使世界史改变面貌的蒙古—时代史的描绘》151页)。
　　对于引人注目的“蒙古时代史”，限于本人学识,笔者不能给予全面的评价。在此,笔者欲介绍近来日本的“元代史”研究趋势,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里提到的大致以2003年3月刊行的论著为下限。这意味着我将以“元代史”来表达我的研究对象。“元代史”的意思是在中国史的范畴中研究当时的中国本土(China proper)的历史。“元朝史”与“元代史”有大致同样的含义。另一方面有人从“蒙古帝国史”（或者“蒙古史”）的角度研究当时中国本土的历史。他们用“大元兀鲁思(ulus)的历史”表现自己的研究角度。日本学者们对于同一时代的研究适当地使用许多术语,表明日本“蒙古时代史”研究的多样性。

                                        二

　　欲了解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动向,应特别关注由于新出资料所引起的研究方法的变化。我们不仅解读文献史料的内容,也应重视资料本身的历史,即资料的大小、形状和素材以及出版的时期、地点和传播范围等等。我要首先提及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定领域研究的两个研究项目《古典学的再构筑—20世纪后半叶的研究成果的汇总及基于贯穿不同文化研究的将来展望》（1998～2002年度）,以及《东亚出版文化的研究》（2000～2004年度）(此两种研究项目是事务局出版news letter的《古典学的再构筑》和《Nao de la China》（“东方来的宝船”）公开研究的概要和现在正进行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可以参看网站:《古典学的再构筑》: ,《东亚出版文化的研究》:)。这些项目不仅仅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由于探讨围绕文献本身的各种问题,解释诸地域和国家及各各时代的制度和社会文化等等,也就是说作者利用以往中国史研究上往往被忽视的角度和观点。但该项目似乎俱采用同样的研究手段。这个项目的成果并未公开,其中有许多是关于元史的题目,是非常有希望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期待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后者《东亚出版文化的研究》集日本史,朝鲜史和中国史研究之大成,可重点关注。
　　这些项目中,已经发表过的与元代有关的论著如:金文京:《作为规范的古典及其日常的改变—元代类书<事林广记>所引法令考》;宫纪子:《<对策>的对策—大元兀鲁思治下的科举与出版》;古松崇志:《元代江南的禅宗与日本五山－<敕修百丈清规>的成立与流传》(《古典学的现在》2,2001年,115-125页; 5,2003年,5-126页,127-147页,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古典学的再构筑>总结小组);杉山正明:《东西方地图显示的蒙古时代的世界像》;古松:《女真开国传说的形成－<金史>世纪的研究》(《论集 古典的世界像》<古典学的再构筑>研究成果报告集Ⅴ,2003年,pp.169-183;pp.184-197)及古松:《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元代<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编纂的过程》(《东方学报》第75册,2003年,123-200页)。这些研究均用并未展开基础性研究的资料,如<丹墀独对>、<敕修百丈清规>等,各自探讨元代制度和社会。从该项目的news letter得知,也有未发表的元史有关的研究题目:《古典学的再构筑》中,平田昌司《中国的制度与古典—科举制度与言语史、文学史的相关》;杉山正明《伊朗、伊斯兰文献所描绘的蒙古时代的世界像的研究》;古松崇志《10～13世纪东亚的历史文献研究—以元代<辽史><金史><宋史>编纂为中心》。《东亚出版文化的研究》中,花登正宏《中国近世小学书出版的研究》;关场武《和汉的字书、类书的书志学研究》;德永洋介《元明时代法律实用书的基础研究》;森田宪司《中国近世的知识人社会与出版文化—以科举关系资料与类书为中心》;金文京《中国近世的商业出版与文人》等。
　　此外, 正在进行对几种元代史料的译注:<元代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班（是读书班）:《<事林广记>刑法类、公理类译注》;《<事林广记>人事类译注》，《东方学报》第74(2002年);75册(2003年);冲田道成等:《<乌台笔补>译注稿》,《中国研究集刊》律号(第30号,2002年);《内陸亚细亚言语的研究》第 XVIII 号（2003年）。

                                       三
　　
　　下面介绍出版与出版文化研究盛行的情况。有关出版方面的研究有所增加,这不仅是对中国史研究的趋势,甚至是整个日本历史学界的大趋势。关于元代史的研究,首先要提及宮紀子的诸论。她系统地分析了书籍出版的经过、背景,研究了蒙古时代的大元兀鲁思治下的出版与大元兀鲁思的文化政策。她首先探讨了《孝经直解》,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参看(《<孝经直解>的插图》,《东方学》第95辑,79-93页;《<孝经直解>的出版与其时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中国文学报》第56册，20-57页,1998年)。首先她认为:该书中所用的白话不太像元曲或平话中的白话,就像《元典章》等政书中的“蒙古语直译体白话风汉文”(蒙古硬译体)。这个观点对“汉儿言语”（当时的华北人一般用的口语）与“蒙古语直译体白话风汉文”之间有何关系问题引起了争论。第二:提出《孝经》在当时颇受欢迎,自统治者到庶民之间广为流传。第三:认为现存《列女传》不可能是宋刊本,应是元刊本。第四: 指出元刊本《孝经直解》的出版与武宗命令刊行的《图象孝经》有密切的关系。《孝经》、《列女传》等书籍的出版也在武宗和仁宗时代。并认为从这种情况来看,大元兀鲁思采取了积极的推进“文化”的政策。
　　宫在《围绕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诰>的诸问题》(《中国—社会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