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御殿寺的管理政策的研究,得出结论“将八思巴为国师(后来为帝师)置于控制宗教和交通要冲的曹洞宗的上面。以此造成了以曹洞宗教团为媒介的佛教统揽体制(《元代大都的敕建寺院》,《东洋史研究》第58卷第1号,1999年,63-83页;《忽必烈时代初期的华北佛教界—以曹洞宗教团与西藏佛僧八思巴的关系为中心—》,《驹泽史学》第54号,1999年,79-97页)。石滨裕美子从西藏佛教的观点描述了以八思巴为中介的西藏佛教与蒙古政权的关系（《西藏佛教世界的历史的研究》东方书店,2001年,第1章《基于八思巴的佛教思想的忽必烈的王权像》25-44页;《八思巴的著作中看到的忽必烈政权最初期的燕京地域的状况》,《史滴》24,2002年,249-226页）。另外,竺沙雅章论证了华北佛教界的西藏佛教与华严宗等教宗的关系(《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汲古书院,2000年)。从这些论著可以看出各集团的领导层或多或少与政府结成了关系。各自集团加强那些关系当作自己权力的保证。或者说蒙古政府掌握各教团的指导者,有时也是希望顺利实行汉地统治。
　　以儒教为主要对象的“文化政策”与以道佛集团为对象的“宗教政策”之间,可以看出有着共通之特征,即是政府有意图完全掌握某些团体。特别在统治江南以前,蒙古帝国认真实行了这两个政策。不仅是宗教指导者,兼通三教的士大夫也与政治有着密接的关系。我们必须逐一研讨各自集团或领导与政府结成关系的目的何在。最后,由于才疏学浅,也许对诸家的研究不能给予恰当的评价。敬请诸位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