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第14号,135-154页,1999年)一文中，也清楚地论证了大元兀鲁思治下保护文化的真相。从许多保存下来的元代文化遗产可知元代非常尊崇儒教的修养和行动。尽管如此,我们在文献上经常看到蒙古轻视中国文化的记述。到了1980年代,日本的研究者们也一直费心地寻找能够正确研究这种两面性事实的恰当的答案(参看森田宪司:《元代汉人知识人研究的课题二、三》,《中国—社会与文化》第5号,40-58页,1990年）。宮对书籍出版的经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古典性的解释问题提出了准确的方向。其次她在《郑镇孙与<直说通略>》(上)、(下)(《中国文学报》58,46-74页;59,99-132页)中介绍了《直说通略》的内容、特征、著者郑镇孙的生平,探讨了该书的出版背景,并指出此书中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地方。除了语言学方面的问题以外,她论述到蒙古时代的各种通史－《直说通略》、《历代蒙求纂注》和《历代史谱》等书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作者郑镇孙的身份是监察御史;2,《直说通略》可能是英宗硕德八剌的即位纪念出版物。;3,大元兀鲁思的朝廷尽力进行出版事业,整顿了教育系统。就是说,关于蒙古时代史她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新的时代认识。
　　有些元刊本是朝廷遇到喜庆之事时,作为即位纪念而出版的。这种看法在日本学者当中正逐渐成为共识。比如杉山正明指出,《经世大典》是一种文宗图帖穆尔纪念即位的出版物(《蒙古帝国的兴亡(下)世界经营的时代》,讲谈社,1996年,213页),宫纪子认为《孝经》相关文献和《直说通略》等是皇帝即位的纪念出版物。意识到元代很多出版与蒙古政府的影响有关,但是,国家在出版图书问题上起到怎样的作用等问题也有模糊的地方。宫在《程复心<四书章图>的出版始末—大元兀鲁思治下江南文人的保举—》(《内陆亚细亚言语的研究》16,2001年)一文中,以《四书章图》的出版经过为中心与其他出版的原委相比较,描述了元代国家出版的具体情况。她在这几篇文章中指出:1,儒学提举司、肃政廉访司在国家出版的初期阶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元代没有不经由肃政廉访司的出版;3、监察官在统治体制中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出版、保举和教育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结论补充了李治安关于廉访司的研究(《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2001年),强调了堤一昭等提出的元代监察官和监察机关的重要性(堤一昭:《元朝江南行台的成立》,《东洋史研究》第54卷第4号,1996年,71-102页;村冈伦:《元代江南投下领与Mongolia的游牧集团》,《龙谷纪要》第18卷第2号,1997年,13-30页)。;4,指出了保举的实况。;5,认为以赵孟頫为首的文人们围着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和硕德八剌等皇帝实现他们的目的。总之,虽然宫的论文题目看起来好象是纯粹的文学论,但是内容非常广泛而富有启发性。此外,最近日本学者开始充分利用图书馆所藏未出版的史料(宫纪子:《蒙古朝廷与<三国志>》,《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3集,2001年,165-179页是一例）。我认为今后的日本的元史研究大有希望。


 四

　　日本元史研究的还有一个潮流，就是对元代江南的研究。植松正多年来一直关注江南的统治情况,他的《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笔者有书评《东洋史研究》第57卷第4号,1999年,156-164頁)一书,一半内容基于1990年前后发表的诸论文。植松最近分析了《苏松历代财赋考》等新增史料,讨论了自南宋到明代的税制和漕运制度(《元末浙西的地方官与豪民—江浙行省检校官王艮的议案》,《史窗》第56号,1999年,25-51页;《元代浙西地方的税粮管辖与海运的关系》,《史窗》第58号,2001年,111-118页）。
　　除植松外,许多学者从各自不同角度对江南问题进行了研究，近几年来日本学者对元代江南的研究大有进展。例如堤一昭从政治史和军政史的角度关注驻在江南的军团及其中心人物,探讨了江南真正的统治阶层。 他在《元朝江南行台的成立》(《东洋史研究》第54卷第4号,1996年,71-102页);《大元兀鲁思的江南驻屯军》(《大阪外国语大学论集》第19号,1998年,173-198页);《大元兀鲁思江南统治首脑的二家系》(同前第22号,2000年,193-218页);《大元兀鲁思治下江南初期政治史》(《东洋史研究》第58卷第4号,2000年,倒1-32页)等论文中提出：“王族成吉思汗一门与准王族的一些部族的特定系统占着(江南地方)政权的中枢”,即“蒙古帝国中普遍的基本构造表现在大元兀鲁思的江南统治”。森田宪司以庆元路为例探讨了江南地方社会中的士大夫所尽的任务 (《从碑记撰述的角度来看的宋元交替时期的庆元士大夫》,《奈良史学》第17号,1999年,63-78页）。还有檀上宽:《元末的海运与刘仁本—元朝灭亡前夜的江浙沿海事情—》,《史窗》第58号,2001年,119-130页。出版文化研究的重点同样在江南地区。其他研究者也关注自南宋末期到明代前期的江南地方的变化。植松对关于江南的过去的研究作了回顾与展望(《元朝支配下的江南地域社会》,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333-358页;《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3-10页)。诚如他所指出,过去的日本研究者用“江南支配(统治)的脆弱性”这句不明确的词汇说明元代江南统治的状态。通过这些新研究的成果,元代江南地区的具体而实际的情况逐渐明晰起来。

                                       五

　　如上所述,最近日本元史研究的最大的趋势是出版文化研究与未出版史料的利用。原因不用说是有了这些新增史料。这种研究趋向与中国史学界的情况不大相同。依我看,中国元史学者们研究较为踏实,发表了长篇而属于基础性的论著。其中,官制史、制度史、税制史等方面获得了卓越的成果。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是一例。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中也有取得显著成果的(例如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日本研究著作中一般没有概论性叙述。所以有时读完一书也不能理解著者的全面的看法。再说,分析某一个材料(碑刻、刊本与抄本等)的论著一般包含与题名没关的多种内容。这样的话,中国学者们有时无法把握日文的重要论著。我认为日本学者应该具体明示章节的题目,或者采取综合性的记述。根据需要,准备汉语和英语的提要,使外国学者们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
　　前几年,各国历史研究方面开始可以使用电脑研究,联系到外国网页或国外研究者,为国际学术交流带来了许多方便。日本也有与元史密切相关的几种网页。例如 “汉字文献情报处理研究会(汉风!东洋学搜寻)（日语为汉风!东洋学   )”: 和“船田善之’s Workshop”: ,是对元史研究有所帮助的。虽然电脑的通讯网已配齐,但是各国学界之间还是有语言和思路的隔阂。我们必须积极进行访问调查和出席国外会议,以及参与翻译工作。

                                       六

　　最后讨论日本元史学界之中比较盛行的“文化政策”的研究。此题目不仅是我个人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元史研究中有着特别的意义。森田宪司在《元代汉人知识人研究的课题二、三》一文中,第一节定名为“对汉人知识人政策”(43页)。堤一昭将“宋、元”的研究分类,仅在说明在元史研究时准备了“宗教、文化政策”这一范畴(《东亚（中国—五代、宋、元）》216页)。蒙古政府对大元兀鲁思治下,特别对中国本土和住在当地的士大夫执行了怎么样的政策？此问题与其他时代相比,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可以认为这是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森田提及此问题后,文化政策的研究重新引起了史学界极大的关注。
　　首先讨论围绕儒教的历史问题,可以分为科举、祭祀、教育等三类。关于元代科举,1990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