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内的研究不多。只有探讨蒙古时代科举的特有现象的论著,例如蒙古、色目人受到优待的理由等。这种研究情况与中国学者的对科举继续进行研究的状况完全不同。近年,围绕新史料的出现,日中两国展开新的研究。台湾萧启庆发表了进士及第者的名单(《元延祐二年与五年进士辑录》,《台大历史学报》第24期,1999年,375-426页等五篇)。桂栖鹏出版了《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本书似乎是关于元代科举的第一部专著。同时,森田宪司与陈高华对《元进士考》和《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进行了各自的研究(森田:《元朝的科举资料—以钱大昕的编著为中心—》,《东方学报》第73册,2001年,157-184页; 陈:《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兼说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2001年,342-372页;《元朝科举诏令文书考》,《曁南史学》第1辑,2002年,153-171页)。前面所提的宫纪子《<对策>的对策》和黄仁生的论文中,也进行了后一部书的介绍和分析(黄:《论元代科举文献三种发复》,《文献》2003年第1期)。以往对这些史料本身及其价值所在尚未展开基础性的研究。最近,越来越从多角度对本书的内容和价值进行探讨。平田昌司:《科举制度与中国语史》(《古典学的再构筑》第7号,2000年,54-60页)和笔者的《<礼部韵略>与元代科举》;《<文场备用排字礼部韵注>浅析》(待刊)均与元代科举很有关系。今后这些基础性研究有必要进行充分的讨论。
　　关于元代祭祀问题,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中,国家祭祀被认为是蒙古对汉地(或者中国)的统治方针与统治体制的标志,即祭祀是“文化政策”的一侧面。当然不是只与儒教有关的问题,为了方便起见,在此进行整理记述。首先要提及池内功的基础性研究。世祖时期,蒙古政府重视了汉地诸神的祭祀,同时采取了保护儒教的态度。另一方面,将太庙祭祀和拜天仪礼改为蒙古方式的祭祀。池内指出了这种区别。他认为蒙古坚持了自己的祭祀,但是为了统治汉地的需要,重视汉地的仪礼(《忽必烈朝的祭祀》,平成2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中国史的正统与异端》(2),1991年,55-70页)。他还探讨了蒙古政府体系化地方祭祀的过程(《元朝的郡县祭祀》,野口铁郎编《中国史的教与国家》雄山阁出版,1994年,155-179页)。随着劝农政策的进展,郡县社稷和风雨雷师的祭祀,在比较早期被采取。宣圣庙祭祀从保护儒教的角度来开始得更早。对三皇（伏羲、神农、黄帝）的祭祀到了成宗铁穆耳即位后才开始。他具体探讨了这些祭祀的实施过程、“祭仪的具体内容、祭仪主持官、以及郡县祭祀对教化大众的影响”等问题。同时,他还分析了黑城出土文书,理清了祭祀有关的官费支出的手续 (《元朝郡县祭祀中的官费支出—黑城出土祭祀费用文书的检讨—》,《四国学院大学论集》第85号,1994年,33-68页)。其中,三皇祭祀是元朝特有的祭祀。对三皇祭祀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推广的社会背景问题，今后有待于进一步加以研讨。
　　另外,池内所提的“中国的祭祀”之中,关于以曲阜为中心的宣圣庙祭祀,森田宪司和宫纪子所进行的研究非常有趣。森田:《至元三十一年崇奉儒学圣旨碑—石刻、<庙学典礼>、<元典章>—》(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法制与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403-435页)与宮:《围绕大德十一年<加封孔子制诰>的诸问题》之中,分析至元31年与大德11年的圣旨,研讨了元代前中期的尊崇宣圣庙的情况。森田也整理了与曲阜的碑刻有关的现存文献(《曲阜地域的元代石刻群》)。元朝政府非常尊崇儒教,这是没有异议的定论。今后应注意尊崇儒教的时间变化问题。森田提供实行岳渎祭祀的基本资料,指出了代祀具有元代特有的意味,并说明了道教集团参与代祀活动(《元朝的代祀》,《东方宗教》第98号,2001年,17-32页)。如上所述,从“文化政策”这个观点来看,元代祭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关于举办祭祀的地方社会的状况仍有尚不太明白的问题。今后必须从各种角度来进行具体的研究。
　　下面讨论关与教育的研究。1980年以前,制度方面的研究较多,但是到了1990年代,历史学与哲学之间,双方似乎没有提起教育方面的部分。近来,受到宋代的思想和教育研究的进展的影响,又开始探讨了元代的教育问题。片山共夫对家塾的实况进行了研究,认为“以仕官不以为目标而探求学问或教授晚辈的士大夫阶层（讲学之家）的出现”就是元代特有的现象,甚至是中国近世社会的时代风潮(《元代的家塾》,《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29号(2001年,29-65页);30号(2002年,86-125页))。铃木弘一郎指出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撰写、出版的背景有广阔的教育活动和人的结合网(《围绕<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国哲学研究》第15号,2000年,99-125页)。元代教育研究方面似乎从来并未有过这样的分析方法。全真教集团在蒙古时代的教育制度、培养运用文书行政的人材的制度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高桥文治:《太宗窝阔台癸巳年皇帝圣旨译注》,《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25号,1991年,422-405页;《忽必烈的令旨二通—另外一个“道佛论争”—》,《亚细亚文化学科年报》2号,1999年, 64-76页)。当时的学术、教育界与道教、佛教等宗教界或者与政界有密接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笔者曾探讨了集贤院的任务。集贤院以擢用人材为主要任务,同时进行了道教组织与教育机构的统括(《元代集贤院的成立》,《史林》第83卷第3号,2000年,115-143页)。为了解决教育方面的问题必须综合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
　　另一方面,高桥文治对道教的研究和中村淳、竺沙雅章、石滨裕美子等的佛教研究也引人注目。从前,元代道佛研究的主要对象局限于宗教内部或教团之间的问题。他们更进一步研讨了宗教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我们早就知道全真教得到朝廷的充分的保护,正一教的中心人物参与中央政府等事实。高桥文治追溯全真教教团的发展的历史,分析了以全真教为中心的道教史料,首先认为:全真教教团的权力在宪宗时期最大,直到教团持有对教团内部发给度牒的权利的程度。;第二:指出了蒙古时代初期的旧金朝领的统治情况,即“汉地”与“关中”的关系,或有司与投下领的关系等(《蒙古时代全真教文书的研究(1)》,《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31号,1995年,168-150页;《蒙古时代全真教文书的研究(2)》,同前 32号,1997年176-157页;《蒙古时代全真教文书的研究(3)—围绕<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恩命之碑>—》,同前 33号,1997年, 154-132页)。;第三:分析了大道教、太一教教团化于华北的过程。;第四:接收江南以后的正一教（包含汉天师与大宗师的关系）与蒙古政府的关系。;第五:探讨了成宗以后的全真教(《张留孙的登场前後—从发给文书看的蒙古时代的道教—》,《东洋史研究》第56卷第1号,1997年,66-96页;《蒙古王族与道教—武宗海山与苗道一—》,《东方宗教》第93号,1999年,24-44页;《承天观公据》,《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35号,1999年, 162-141页)。他精辟分析了碑刻等史料,证明了蒙古时代的政治体制。这不仅是道教史的研究,从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来讲也是卓有成效的成果。
　　中村淳重新研讨了众所周知的佛道之争问题。他指出,道佛论争不仅是决定道教和佛教的优劣的宗教问题,也是反映了国家政策的政治性事件。高桥探讨了从对全真教的角度来看道佛论争,加强了中村的看法(中村淳:《蒙古时代的<道佛论争>的实像—忽必烈的中国支配的道路—》,《东洋学报》第75卷第3／4号,1994年,33-63页;《至元十七年的放火事件》,《东洋文化学科年报》12号,1997年, 62-76页;《忽必烈的令旨二通—另外一个“道佛论争”—》)。中村通过对华北的少林寺、灵岩寺和大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