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浜、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浦、肖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州郡去海既远，知县有抱些小课利，余镪尽归私家者”（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二九。）。崑山县内这十余个地方，每月商税即“动以万计”，年收入可知。
总之，草市在南宋时期更加普遍，规模也有所扩大，已完全摆脱了草市初期的局面，因此，许多地方的草市直接称之为“市”。如《咸淳临安志》卷19《疆域志·市》中除原有的镇市外，还列有浙江市、湖州市、赤山市、龙山市、半道江市、南北土门市等等。其他如《嘉泰会稽志》、《嘉定赤城志》等地志都有此类记载，这也象征着草市在名称上的一些变化。草市在南宋后期，由于商税的不断加重，已处于困难的境地。
 
二　草市促进了镇市的勃兴
 
　　镇由军镇转化为市镇，称作镇市，这是镇市的来源之一。镇市作为县以下地方政权的一级机构，与乡并列，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应是一件大事，更不用说它在经济史上的意义了，此点早为史学工作者所注意。
　　在中国宋以前的地方行政建置中，县以下只有乡，即如在唐至北宋初期，草市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也未改变这种局面。所以，唐人修的《元和郡县志》、宋初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均不见镇市的记载。北宋中期，曾进行过两次商税统计，一次约在仁宗嘉祐（1056—1063年）年间，一次在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前次按京、府、州、军、监排列，把州城以下各税务额列出一个总税数，后者则把京、府、州、军、监及所属县、县以下各税务场所的税额分别列出（注：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商税》。本文以下所提熙宁十年税额，均见于此。铜钱与铁钱按1∶2折算。），这对于研究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大方便，使人们便于对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量的分析对比。根据上一节草市部分已经谈到的，熙宁十年县以下税收单位为1013个计，其中直接称为镇的有400多个，其他则以坊、场、口、岸等命名。到元丰（1078—1085年）末年，根据《元丰九域志》一书正式定名为镇市者，共1871个，这是与乡级政权机构并列的镇市。这种镇市不管是由军镇转变而来，或是草市升格而成，基本上是草市的由小到大的结果，也可看成是草市的一次升华。宋人高承所谓：“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注：《事物纪原》卷7，《州郡方域部·镇》。）这些镇官，或文臣，或武职，掌管镇的税收及“烟火盗贼之事”（注：参考《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八至九三。）。仅就派官监镇这一点来看，镇的地位实高于乡，因为乡的头目不过是乡间吏职而已。
　　从熙宁十年1013个县以下税收单位，到元丰末的1871个正式镇市，其间的变化发展是多么巨大。显然，1013个税收单位，因为有的税额太少，不可能都升格为镇市，即使全部算进去，那么到元丰末也净增800多个镇市。如果与当时1135个县相比，由此可知，每县平均约1.4个镇市，这就是说，以工商业为主的镇市与县市一起，密切了同乡村的联系，而当时镇以下的各种草市尚不计在内。
　　元丰年间，是镇市发展的巨大转变时期，从熙宁十年到元丰末的八年，仅以四京为例，东京由原来的20个发展为31个，西京由原来10个发展为22个，南京由2个变为13个，北京由17个变为20个，如此等等，均可看到镇市猛增的情况（注：参考《元丰九域志》卷1，《四京》所载镇数。）。
　　从镇市商税收入上看，应当说熙宁十年商税额较高的地方，不管是镇或是口、岸、场、务等，是后来定为镇市的主要地方。仅以熙宁十年为准，草市镇税超过所在县者比比皆是，超过所在州者也屡见不鲜。现以一千贯以上税额的县与草市镇总数作一简表如下（注：按《宋会要辑稿·食货·商税》统计，县级市有税额者为718个，原书许多州军无县税额，待考。）：
　　　　岁额　　　　　县数　　　　草市镇数
　　三万贯以上　　　　1　　　　　　0
　　二至三万贯　　　　3　　　　　　4
　　一至二万贯　　　　21　　　　　　16
　五千贯至万贯　　　101　　　　　　36
一千贯至五千贯　　　408　　　　　　313
这个简表，意在说明当时大量的草市镇，已经达到了上等县级市的水平。那末经过元丰年间的发展，1871个镇市中，达到上等县级市水平的镇市更多一些。如果我们再从北宋草市镇前期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察，从建隆三年（962年）至景德三年（1006年）的45年中，镇、寨、场、务等上升为县或军的就达39个（注：《隆平集》卷1，《郡县》。），即可知草市镇发展起来之后，每每上升为县。应当说，在景德三年以后，真宗、仁宗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经济更进一步发展，此类情况当亦不少。
　　至于草市镇税额超过所在州城的，为数颇多，如淄州为6758贯，而所属赵岩口为28389贯；蕲州21141贯，而所属之蕲口镇为26540贯；凤州为10836贯，而所属之固镇为24816贯等等（注：参考杨德泉、左健：《关于北宋商税的统计》，《扬州师院学报》1963年总第17期。）。本来，州、县都有上中下之别，一些中、下州为自己所属之镇市超过，这是毫不足怪的。
镇市至南宋时期，仍在继续发展，从商税上看，如果说北宋熙宁时镇市还未有超过三万贯者，那末南宋时三万贯以上已为数不少，如庆元府奉化县的鲒埼镇、嘉兴府海盐县澉浦镇等等（注：参考《永乐大典》卷14622，《吏部》引宋《吏部条法》。）。而蕲口镇的税额竟达15万贯，雁汊镇达26万贯（注：陆游：《入蜀记》。）。再从镇市的规模上看，如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市区东西15里，南北5里（注：《澉水志》卷上。），坊巷棋布，市内有市舶官廨，有镇学，俨然一座较大城市。华亭县的青龙镇，在北宋仁宗时已有36坊，南宋时更加繁荣，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外贸港口，仅镇学就“列三千余名之学士”（注：宋如林：《嘉庆松江府志》卷2，《镇市》。）。许多著名的经济专业区，各自形成自身经济特色的镇市。本文在这里主要论述草市向镇市的发展，至于镇市本身则姑且丛略。不过有一点必须指出，镇市在其发展过程中，虽没有古代城市中坊、市分离的旧框框，但却在向新的坊市合一型靠拢，那就是市区划分出许多坊，上面有镇官，一如州县城市的模式，进行封建统治，纳入整个封建经济体系之中，而不能像欧洲封建社会中的自由城市那样进行发展。

三　草市对县市的影响
 
　　从宋代的县治来看，当时在县设市，称为“县市”，大一点的县城，市可以在城内，有的县城，县市在城外另设，不论县城大小，一般都有一个县市。
　　据《咸淳临安志》卷十九记载：
　　余杭县。县市，在旧县西百步，周二里，汉令陈浑置。
　　富阳县。县市，旧在县西一里二百步，其地湫隘，唐万岁登封元年，县令李浚徙于西北隅一百步，周回二里五十步。今移于西门外苋浦大桥东。
　　新城县。县市，在县西一里，周二百四十步。
　　盐官县。县市，在县西北百步，唐贞观四年置，开元十一年令路宣远徙于县西南二百五十步。
　　昌化县。县市，在县西南百三十步。
　　以上诸县是汉唐以来至宋的县市情况，有些县市范围超过县城，如富阳县城，周六百步，按宋制360步为一里，那末市周回二里五十步，可知县城比市周要短得多。
　　另有一些县有两个县市的，如《淳祐玉峰志》卷上《坊陌桥梁》记载，崑山县“邑旧有坊四，日光北、平乐、招贤、永昌。有市二，曰都场、永安”。南宋时有三十二坊，“县有市名者二，曰市心，曰后市”。关于宋代县市的设置，在宋元方志中屡见，此不多叙。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促使草市、镇市兴起的同时，也必然要冲击着原来已经设市的州县之城，这里先以县城为例来加以说明。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