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州级城市在宋代发展较快，尤其沿海、沿江出现了一批较大城市，这些都与草市息息相关。宋代州军在最多时达351个，其间发展是不平衡的，如信阳军在南宋时还不如江浙“州军一草市”（注：王之道：《相山集》卷22，《乞移屯沿边札子》。），岭南一些偏僻州军也很落后，这与当地商品经济落后，草市不发达有关。

五　草市对都城发展的推动作用
 
　　草市不仅推动州县城镇的发展壮大，而且对都城也有着巨大贡献，这一点是应当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
　　北宋都城东京，又是开封府所在地，五代朱梁以来，迅速成为中国封建统治的中心。后周时，“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注：《五代会要》卷26，《城郭》。），唐代修筑的汴州城，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已显得非常狭小，街道太窄，远远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年）下诏，重修开封罗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并对街道宽窄、军营、坟墓、窑灶、草市等进行了规划。就街道而言，有宽50步、30步、25步诸等级，这些较宽的街道两旁，各让出三至五步，允许两边人户“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注：《册府元龟》卷14，《帝王部·都邑》。），“起楼阁”（注：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这一切措施，都意味着以前的坊、市分离制度已被打破，商店可以面街开设，商业区已突破原来汴州城的东市和西市，向全城发展。这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即改造旧城，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五代到北宋，开封城是这种改造城市的典型。
　　但是，从唐到宋，开封城市的发展，一直受到草市的推动，这是非常明显的。如唐代的汴州即是一个草市发达的城市，诗人王建云：“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注：《全唐诗》卷299，《汴路即事》。）又有诗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注：《全唐诗》卷300，《寄汴州令狐相公》。）这些草市沿汴河而设，津渡桥口，热闹非凡。汴河原来从汴州城南穿过，由于交通安全及草市的发展，在扩展汴州城时，就把汴河圈入城内，由此可知，草市此时对汴州城的发展已作出了贡献。
　　五代的梁、晋、汉、周四朝，在开封建都，原有的草市已变成城内的市区，可后来新修的罗城，仍然考虑到草市的问题，只是要求草市在新城七里外设置而已，并未因都城城内的发展而忽视草市。
　　降及北宋，开封草市并不遵守设在七里外的约束，而是沿城外就近发展，形成新城之外的新市区，与城市连成一体。真宗时，再把城外市区划分成九厢十四坊（注：参考拙著：《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7页。），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北宋末，有“十二市环城”（注：《宋文鉴》卷2，杨侃：《皇畿赋》。）之说，这实际上也是对草市的不同称呼，或者说“高称”而已。总之，从开封城的发展历史来看，草市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草市原在城外，唐汴州城把它扩进城内，而后草市再度在城外发展，周世宗又建新城，把草市又定在城外，北宋则采用坊厢制的办法，在城外草市建立封建统治秩序，统一归开封府管理，成为东京经济的一部分。这样经过多次反复，开封城市不断发展壮大，至北宋晚期，城周达五十里一百六十步，犹不能把城外市区容纳进去。从商税收入上看，熙宁十年时，岁额高达402379贯137文，元丰八年再创552261贯的新纪录，并定为元祐二年（1087年）以后的新额加以执行。这是当时任何城市税额所无法比拟的。由于草市不断扩大并入市区，使人口增至一百余万，当时其他城市更不能望其项背了。
　　北宋灭亡后，宋政府南迁至杭州，称为“行在所”，亦简称行在。杭州在隋时修有一座城，周长三十六里九十步，吴越时又筑罗城周七十里，显然大而空旷，北宋不能完全使用它。南宋时，由于行在的缘故，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遂使杭州人口迅速膨胀，甚至超过东京。南宋政府把大量人口安置在城内空闲地段，而城外草市也随之发展起来。《乾道临安志》卷2《城南北西厢》中有这样的记载：
　　绍兴十一年五月七日，郡守俞俟奏请，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乞于江涨桥、浙江置城南北左右厢，差亲民资序京朝官，主管本厢公事，杖六十以下罪听决，奉圣旨依。
　　杭州的这些做法，仿自汴京，城外市区只是由于发展很猛，不再依草市之名相称。许多城门之外所建立的交易场所，直接越过“草”的阶段而称之为市（注：参考《咸淳临安志》卷19，《梦粱录》卷13《两赤县市镇》。），并在城外建立有专供娱乐的瓦子勾栏（注：《西湖老人繁胜录》。），使城外更加热闹。这片市区仅南厢有户口十四万，“最为繁剧”（注：《攻媿集》卷90，《薛公（居实）行状》。），嘉定十一年，“编户日繁，南厢四十万，视北厢为倍”（注：《咸淳临安志》卷53，《官寺志》。）。
总之，不论东京和杭州，在它们作为都城的发展史上，都深深打着草市的烙印。
 
六　余论
 
　　从宋代城市发展的具体事实考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旧的坊市分离制度，改造旧城，使之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承认城外草市的合法地位，支持并发展草市，然后与城内市场联为一体，组成一个完整的新城市，或者将镇市升格为县，纳入县级以上城市的发展轨道，或者将镇市划作另一级行政机构进行管理。
　　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后一种城市的发展道路，不论是镇市本身，或是县、州、都城各级城市，无不受到草市发展的强烈影响。草市无疑是宋以前商品经济发展形势下出现的一种新事物，它首先深深扎根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变为沟通城乡的经济纽带，而后把与城市相联的部分变为城市的重要市区，使宋代城市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面貌大大改观。草市发展过程中，受原来州县官立市场的影响较小，由工商业者自发聚集起来，临路建市，临街建房，经营方便，旧城市的坊市分离制度之所以被打破，未必不受它的影响。
　　草市的兴起，无论在中国城市发展史或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但不少学人多注重对草市具体大小、位置、数量等方面的描述，却没有把草市在整个城市发展道路、规律方面加以认真总结。其实，这是研究宋代城市的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真正去探讨宋代城市发展的诸多疑难问题。
　　在宋代草市的发展过程中，最初草市是工商业者自发聚集起来的，但它并没向欧洲中世纪工商业城市发展的道路前进，而很快被封建官府纳入一个完整的封建经济体系之中。草市由不合法到合法，被地方豪强承包扑买，向官府纳税，镇市则变成县以下的封建官府所在地，市内亦划成若干坊，不论坊或市，都直接听命于官府，束缚于封建统治的牢笼之中。至于有县以上治所的城市，将草市作为城市的一部分，那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封建社会在有宋一代，它的统治力量还是强大的，它的发展非常成熟、完整，能够不断调节自身的统治功能，把历史上发生的许多新事物，纳入自身的运行体系之中，而不使之成为对立物，草市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例，这正是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城市发展道路的根本不同之点。
　　从中国古代城市的本质来看，历来是各级封建统治中心的所在地，不论是郡县制，或者州县制，都是用城市去统治农村。宋代镇市的形成，作为封建统治的一部分来看，只不过是把以城市为统治的中心点下移一个行政层次，分布更广罢了，当然这也是封建统治的加强。因此，人们不仅应当看到草市的巨大成绩，看到它的积极一面，同时也应看到它的局限性。国外有些学者看到草市的巨大发展，看到坊市合一制的出现，就把宋代城市与资本主义近代型城市相提并论，那是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
　　总而言之，宋代草市的兴起加强了整个城市发展的基础，大草市形成镇市增加了城市的层次，环城之草市扩大了各原有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创出了中国古代城市摆脱坊市分离的新道路。元、明、清三代，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以前，都是按照宋代城市的模式发展演变下来，只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突破，由此可知宋代城市对后代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