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新繁县，在成都府九县中，“繁庶号为第一”，咸平中一次大火，坊市悉为灰烬，生聚凋散十之五六，几十年后，“丁版如国初之盛”，“负郭而渐家者溢千数”，立十七坊，“以区别其良善焉”（注：《成都文类》卷24，周表臣：《新繁县新展六门寨记》。）。这些“负郭而家”的，实际上就是城市外边的草市起家者，新繁依此而恢复了昔日盛况。
　　正是由于县城经济以草市作补充，使县城有所扩大，商税亦极为可观。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商税》记载统计，熙宁十年时，有税额县为718，其间按税额多少分等如下：
　　三万贯以上者一县，即盐山，37438贯426文。
　　二万至三万贯者三县。
　　一万至二万贯者二十一县
　　五千至一万贯者一百零一县
　　一千至五千贯者四百零八县
　　一千贯以下者一百八十四县。其中最少的为潞城，只有501文。
　　县城尽管可以设市，但实际上许多中下级县的市仍处于草市阶段，如福建仙溪县，县郭袤二里，原来无城，直到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由于“山寇窃发”，才临时筑城，“县地僻而物货悭，商旅迹罕到，一哄之市，间或有之。”（注：黄岩孙：《仙溪志》卷1，《县部》、《市镇》。）仙溪即仙游，原隶泉州，太平兴国四年隶兴化军，熙宁十年时未见有税额，从南宋初“一哄之市”来看，实不具备置县市之资格，人们把这种市看成草市，甚至是最初级的草市，是不会过分的。
县市在发展过程中，总的来看是速度较慢的一级城市，它既受旧坊市制度的有力束缚，又缺乏州级城市的交通、政治经济条件，所以草市、镇市兴起后，很快在商税额上赶上并超过它，宋政府解决的办法，就是将那些发达的镇市改为县的建置而已。当然，有的县城，由于各方面条件较好，发展迅速的也为数不少。比较典型的是秀州华亭县，它处于长江出海口的南边，西倚太湖流域富庶之区，“据江瞰海，富室大家，蛮商舶贾，交错于水陆之道，为东南一大县”（注：《绍熙云间志》卷上，《场务》。）。熙宁十年作为华亭城，税额为10615贯671文，至绍兴十五年（1145年）时税务租额达61713贯744文，增加五倍。大体上说，县市能否发展，要看其对草市的吸收程度，没有草市的发展支持，县市就无法打破自身的局限性。
 
四　草市推动州级城市不断扩大
 
　　宋政府把州级城市分成四种类型，称为府、州、军、监，这一级的城市远较县城为重要，大都处于交通要道上，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要比县、镇高。当然并非都是如此。军主要在军事要地建立起来，监可视为某种经济专业城市，它们的发展水平大多与下等州处于同等地位。在熙宁十年商税统计时，包括东、西、南、北四京在内的州府级城市，有税额者共287个，原有税额而已废者26个不计在内。这里暂把东京作特殊城市处理，其他州级城市，按商税额多少排列：杭州（浙江杭州市）82173贯228文，以下次序为：秦、楚、真、苏、庐、江宁、扬诸州府，均在四万贯以上。
　　其他在三万至四万贯的州级城市有18处，以次为虔州、真定府、衢州、湖州、北京（大名府）、京兆府、福州、西京（河南府）、广州、密州、潭州、成都府、晋州、郓州、并州、陕州、凤翔府、德州。再次为二万至三万贯的26个，一万至二万贯的72个，五千至一万贯的65个，五千贯以下的86个。本来，州级城市税额多少在本文中并不重要，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草市发展对州级城市的影响，它们能否发展，发展速度快慢，就要看草市的情况而定。下边略举几例：
　　秦州，是秦凤路首府，宋神宗以前号称西北边陲重镇，“蕃汉杂处”（注：《宋史》卷250，《王承衍传》。），是西北丝绸商路上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或者说是通向西方贸易的起点之一，商业比较发达。仁宗时，由于城区狭小，民众自然向城外发展，逐渐形成“东西草市，居民军营仅万余家，皆附城而居”（注：韩琦：《韩魏公集》卷11，《家传》。）。这种草市在城外，缺乏安全保障，往往成为“盗贼”掠取的对象。韩琦于庆历二年（1042年）任秦州观察使后，乃上奏宋廷，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筑东西二城以环之”（注：《邺下冢墓遗文》卷下，陈荐：《韩公（琦）墓志》。）。对此，宋人尹洙曾记载：
　　秦州自昔为用武之地，城垒粗完，数十年戎落内属益众，物货交会，闾井日繁，民颇附城而居。韩公作镇之初年，籍城外居民及屯营几万家，公曰：是所以资寇也。乃上其事，以益城为请。诏从之。公择材吏，授之以规模，东西广城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其厚皆称是，以与旧城连属，合为一城。自十月至正月以毕事闻，总工三百万。（注：《河南先生文集》卷4，《秦州新筑东西城记》。）
　　这次新筑的东西两城，显然是根据东西两个草市所需而兴建的，其办法是在旧城两边各建一城，使东、旧、西三城联为一体。旧城可称为子城，而东、西两城又谓之罗城，这样使城区扩大，并有了安全保障。由此可知，秦州发展得力于草市，在熙宁十年商税额中排名第三，那就毫不足怪了。
　　宿州是一个汴河沿岸的州城，依靠草市得以发展，可谓一个典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时苏轼在奏状中曾说：
　　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岂可一一展筑外城！……（注：《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12，《乞罢宿州修城》。）
　　苏轼的上奏是针对当时有些官僚请求修筑宿州城而发的，他这里道出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在哲宗之世，城小人多的城市，其城外有草市者甚众，不是少数或个别现象，要求扩展旧城的大有人在，但限于物力、人力，实际上都很难办到。
　　鄂州是地处长江中游一座城市，位于江的南岸，汉水在其北与长江交汇，地位重要，交通方便。但在熙宁十年州级城市商税额中排名90位，岁额14462贯112文，只是一个普通的万贯以上州城。南宋时，此地大军屯驻，交通、商贸条件有所改善。在草市勃兴的社会背景下，这里兴起一个“南草市”（注：《三朝北盟会编》卷236，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生意兴隆，茶店、酒肆栉比，又称作“南市”。关于它的盛况，宋人颇有记载，陆游于乾道五年（1170年）八月入蜀途中来到这里，曾有描述（注：陆游：《入蜀记》卷5，乾道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条。）。时隔七年，当范成大到此时，看到的情况较前更盛，他记载：
　　……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注：范成大：《吴船录》卷下。）
　　其他如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舟车交会，居民繁夥，倡优杂户类亦众……”，这些倡优杂户所奏之乐，称为“河市乐”（注：《宋朝事实类苑》卷18，《典礼音律·河市乐》。）。这是沿汴河发展起来的一个“河市”，应是草市的一种，称呼不同而其实则一。苏颂曾说这个河市“官守民居，夹河万家，最为繁庶”（注：《苏魏公文集》卷19，《奏乞差防河将副》。），规模相当可观。南宋一代，许多城市的城外市区发展很快，只不过不以草市为名了。如真州，“郡之市井与漕台皆在城南大江之滨”（注：《攻媿集》卷54，《真州修城记》。）。镇江丹徒县南门外，沿运河至长江一段有九里之遥，“民居商肆，夹渠而列，渠岸狭不盈尺”（注：《嘉定镇江志》卷6，《地理志》。）。诸如福州、抚州、南昌、建康等，都在城外扩展市区，加速城市发展。江西之庐陵（吉州），“城外居民，三倍于城中”（注：光绪《吉安府志》卷6，《建置志》，引宋欧阳守道：《筹安堂记》。）。
由上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