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区分较高和较低知识阶层的界限是每个成员是否有能力接近大众传媒手段。这种能力决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上被决定的。它并不是侥幸的：它预感到各种严格的规则的遵从。它也不是次要的或片面的问题：它涉及到知识活动本身，以及其观念的实现或未实现，这个观念亦即一个人的活动通过作为影响策划之象征传播来影响他人。[6]

       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地位高下是依据他们与媒介接近程度来划分的，这种接近也就是影响和权力的力量。回到他对知识分子"去魅"的结论上来，德步雷实际上是主张，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重要功能就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而这种过程有赖于他们获得或扩大影响的种种手段。媒介取代大学和出版社转而成为有关。尽管如此，他对知识分子去魅分析，对于那些知识分子的自恋神话不啻是一种"棒喝"。反观中国知识分子问题，颇多启迪。
       从较为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可以区分出一些与法国知识分子不同但又相交叉的阶段。既是说，德布雷以知识分子与制度的关系来考察其社会角色的发展演变，乃是一个十分独特的视角。因为在相当程度上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及其角色的变化，始终与各种制度机构的形成密切相关。徐复观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态是"士"，其发展阶段分先秦、秦至唐，以及唐至清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游士"和"养士"为代表，他们一开始就成为依附于统治集团的寄生阶层；第二阶段以"乡举里选"的形式（制度）为主，知识分子通过"清议"而进入政治体制，这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关系最为合理的时期；第三阶段出现了科举制度，这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功能，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断裂了，文字能力和德行脱节，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遂变成"垂饵"与"入彀"的关系。[14]徐复观的历史分析隐含着一个结论，那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从官学体制中出现。如果我们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那么，情况似乎有些不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虽与传统知识分子有联系，但毕竟有许多差异，这是因为中国现代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我看来，新的社会制度性机制，特别是大学、出版社、媒介或其他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既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条件，又是他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公共空间。回到德布雷的分析系统，大学-出版社-大众媒介，以及相应的教师-作家-名流三种知识分子角色，我们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初略说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公共角色演变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大学-出版社阶段，时间上大约从1890年代到1930年代，相应的主导知识分子角色是教授-作家，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任务是确立新的知识制度形式，传播新知、培育新人，塑造新的世界观。这与法国知识分子的区分性的两个阶段有所不同，这也是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的转变与引进和宣传新知、新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倾向。[15]从19世纪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大批新的知识分子，通过创建现代学堂和书局，来履行并塑造自己的特定角色。从康梁师徒、严复、谭嗣同，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他们都和现代大学和出版社这样的制度形式密切关联。恰如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所说的，一方面是深感"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另一方面，锐意变革，积极参与"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16]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危机和转变的艰难时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扮演的角色：启蒙者和新知传播者，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只有通过大学和书局这些现代体制来践履自己的角色功能。于是，知识分子的角色责任与新学堂和书局的机能便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了。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大学和书局一方面是新知生产和传播的通道，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基本场所。这与德布雷所分析的大学阶段法国知识分子的功能基本一致。显然，大学不但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活动空间和根据，而且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角色。[17]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后大学的基本功能是维护新的共和制，那么，中国现代大学甚至包括书局的基本功能，也在于在反帝、反封建，传播"德先生"和"塞先生"的新观念，进而促进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换言之，大学和出版社这些外来的新生事物，它不但使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得以形成，而且为这些角色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造就了一种集体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往往又和以系列现代性观念（如科学、民主、民族国家、启蒙、现代化等）纠结在一起。于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关于自身身份的想象基本形成了，那就是追求新知、新观念，提倡科学民主，担当社会变革的重任。我们看到，大学和书局在促进人们观念和意识变化方面，的确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从旧文化向新文化的转变，这类文化新体制起到了任何其他制度形式都无法取代的作用。也正是在这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这一时期的另一特色是文学救国论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历来有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传统，但是在向现代文化转变过程中，这一传统不但继续光大，而且有了新的内涵。它同时与现代书局或出版业的制度形式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传统社会中，文学艺术服务于道德或宗教功能，现代性的分化过程导致了艺术与道德和宗教的分离，这就为它的自律发展提供了可能。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自由的获得反过来又促使文人关注艺术对社会变革的作用。像鲁迅这样弃医从文的人很有代表性。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到梁启超"今欲改良民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再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直至鲁迅藉文学来进行国民性批判，都鲜明地反映出以审美促进社会变革的倾向。这和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抗启蒙现代性很是相近。[18]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出版对文学和文学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像大学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群体活动的公共空间一样，现代出版体制的构型也同样为知识分子的活动提供了可能。那一时期许多著名的文化人，一方面是作为大学体制中的教授；另一方面有往往是和书局有密切关联的作家。倘使说德布雷区分了法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从教授到作家的转变，大学的衰落而出版社兴起的话，那么，以这样的分析系统来看中国现代史，大学和书局是同时作用的，互相依存，并不存在一个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变过程。而现代知识分子则同时在这两种制度形式中工作，也就形成了他们自身（同一性）的想象和体认。我以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一个变化的时期，各种制度正在发展形成，因此给了知识分子较大的活动空间和话语的自由。但是正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制度形式总是这样那样地纠结在一起，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决定了后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因为知识分子与制度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这些制度他们获得了自身活动的空间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又随着制度形式本身的演变，他们所受到的限制约束也会越来越多，也越严厉。因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还有较大的制度外活动空间的话，那么，随着现代化的过程，亦即韦伯所说的合理化和科层化，现代知识分子与制度的联系是传统知识分子所无法想象的。 
       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这将近半个世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大学和出版社制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