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布雷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来增加名声，就是蜕变为名流的必然过程。名声作为一种商品和特殊的价值，在媒介时代不可避免地成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追逐的目标。但是，德布雷的理论只说对了一半，面对媒介，知识分子能做些什么呢？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众媒介，一方面受到市场化导向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受到政治权威的制约，情况更为复杂。
第三种知识分子，亦即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仍然恪守自己的理想角色--批判性的公共角色，但又对前两种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深感不满，因而奋力抗争着前两种倾向：一是专业化的限制，他们极力想突破专业的局限，强调终极关怀，意欲从自己本学科的职业局限进入更加广阔的人文社会领域；二是批判向媒介献媚的知识分子，拒绝媒介对学术和文学艺术的渗透，坚持这些领域自身的标准和规则。然而这些做法虽然很激进很坚定，但在前两种倾向广泛渗透的条件下，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声音显得势单力薄。90年代初期人文精神的讨论正是这种现状的反映。看来，在新的历史境遇中，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深刻转变，德布雷的理论虽然给出了一个分析知识分子转变的历史和参照系，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未来可能的答案。中国的社会文化境况与法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更加难以回答。我们虽然不必夸大知识分子自身角色的想象，但也不能忽略转变了的社会现实，制度化和合理化日甚，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在具体领域里工作的专门家，诚如福柯的分析，"普遍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到处都是一些"专家型知识分子"；或如利奥塔所说，伏尔泰、萨特式的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各门学科的专门化使得学科间的可通约性丧失了，作为理想知识分子钟情的"宏大叙事"日渐式微，流行的种种"小叙事"。中国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作为从事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知识分子，面对这种困境，该作何选择？
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鲁迅的话：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
注释:
[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5页。
[2]同[1]。
[3]Paul A. Bove, In the Wake of the Theo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03.
[4]Regis Debr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29.
[5]鲍曼认为，在现代自产阶级国家的形成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有过某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国家需要知识和教育来动员社会和民众，于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扮演了某种"立法者"的角色。但随着现代自产阶级国家渐臻成熟，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分子的增长，国家与知识分子的"蜜月"结束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知识分子变成为次要的"解释者"角色。详见Zygmunt Bauman, "Legislator and Interpreters: Culture as Ideology of Intellectuals," in Hans Haferkemp, (ed),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6]同[4], p.32.
[7]Ibid, p.47.
[8]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著作。
[9]Pierre Bourdieu, Sur la television (Paris: Liber, 1996).
[10]Paul A. Bove, In the Wake of the Theo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3.
[11]Regis Debr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121.
[12]Ibid, p.128.
[13]Ibid, p.194.
[14]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及其历史命运》，汤学智等编：《台港及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88页。
[15]林毓生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导倾向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它所包含的基本信念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他把这种倾向描述为"唯智论"。
[16]《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501页。
[17]大学的功能是双重的，既是知识分子角色赖以生存的基本领域，并给他们以自由，同时又是对他们加以限制的制度形式。但是，在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时期，应该说限制相对较少。这与后来的大学制度化和专业化发展有很大不同。
[18]参见拙文《现代性的张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9]详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
第三种知识分子，亦即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仍然恪守自己的理想角色--批判性的公共角色，但又对前两种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深感不满，因而奋力抗争着前两种倾向：一是专业化的限制，他们极力想突破专业的局限，强调终极关怀，意欲从自己本学科的职业局限进入更加广阔的人文社会领域；二是批判向媒介献媚的知识分子，拒绝媒介对学术和文学艺术的渗透，坚持这些领域自身的标准和规则。然而这些做法虽然很激进很坚定，但在前两种倾向广泛渗透的条件下，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声音显得势单力薄。90年代初期人文精神的讨论正是这种现状的反映。看来，在新的历史境遇中，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深刻转变，德布雷的理论虽然给出了一个分析知识分子转变的历史和参照系，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未来可能的答案。中国的社会文化境况与法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更加难以回答。我们虽然不必夸大知识分子自身角色的想象，但也不能忽略转变了的社会现实，制度化和合理化日甚，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在具体领域里工作的专门家，诚如福柯的分析，"普遍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到处都是一些"专家型知识分子"；或如利奥塔所说，伏尔泰、萨特式的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各门学科的专门化使得学科间的可通约性丧失了，作为理想知识分子钟情的"宏大叙事"日渐式微，流行的种种"小叙事"。中国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作为从事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知识分子，面对这种困境，该作何选择？
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鲁迅的话：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
注释:
[1]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5页。
[2]同[1]。
[3]Paul A. Bove, In the Wake of the Theo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03.
[4]Regis Debr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29.
[5]鲍曼认为，在现代自产阶级国家的形成时期，知识分子与国家有过某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国家需要知识和教育来动员社会和民众，于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扮演了某种"立法者"的角色。但随着现代自产阶级国家渐臻成熟，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分子的增长，国家与知识分子的"蜜月"结束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知识分子变成为次要的"解释者"角色。详见Zygmunt Bauman, "Legislator and Interpreters: Culture as Ideology of Intellectuals," in Hans Haferkemp, (ed),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6]同[4], p.32.
[7]Ibid, p.47.
[8]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著作。
[9]Pierre Bourdieu, Sur la television (Paris: Liber, 1996).
[10]Paul A. Bove, In the Wake of the Theo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3.
[11]Regis Debr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121.
[12]Ibid, p.128.
[13]Ibid, p.194.
[14]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及其历史命运》，汤学智等编：《台港及海外学界论中国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88页。
[15]林毓生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导倾向是："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它所包含的基本信念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他把这种倾向描述为"唯智论"。
[16]《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501页。
[17]大学的功能是双重的，既是知识分子角色赖以生存的基本领域，并给他们以自由，同时又是对他们加以限制的制度形式。但是，在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时期，应该说限制相对较少。这与后来的大学制度化和专业化发展有很大不同。
[18]参见拙文《现代性的张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9]详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