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素的作用下降了，亦即知识生产暂时被排挤到一边，而实践性的活动则明显上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抗战的爆发，民族矛盾空间激化，第一阶段知识分子的启蒙的任务被救亡的主题所取代；第二，新中国的建立，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矛盾和压力，迫使大学和出版社这样的文化体制与政治权威结盟，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中介环节的功能基本丧失了，于是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也就被剥夺了。他们转而履行某种工具性的角色，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阐释者和机件。在这个阶段，知识分子的角色的转变是耐人寻味的。我们知道，较之于西方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来有重实践（行）的传统。这一方面是和中国文化的伦理性质有关，另一方面又和中国哲学思想中"即行即知"的传统有密切联系。余英时发现，知识分子在西方完全是近代的事，他们不同于古代的智者和教士，注重行动和实践；而这在中国古代的"士"那里却是一以贯之的传统。[19]但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来看，第一阶段似乎较多地集中在文化建设上和话语生产上，知比行具有更重要的优先性，因为观念的改变是最为迫切的事。难怪林毓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总喜欢"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然而，在第二阶段，由于国内国外各种矛盾的激化，由于救亡的迫切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于是，种种外部的限制和制度扼制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生产者和批判者的功能，进而转向一种"雅各宾式的"角色。激进主义、工具主义和理想主义，一方面与民族的解放大业相缠绕，另一方面又和政党国家的建立相纠结。早先知识分子所认同的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角色，逐渐消失殆尽。加上建国以后国家与社会同一，单位制度统辖了一切，国家作为政治权威高度地控制着所有精神和物质资源，大学也好，出版社也好，皆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环节，过去知识分子游刃有余的公共空间荡然无存。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从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向政治权威的阐释者和依附者角色的过渡。第一阶段启蒙的历史责任被消解了，知识创造和观念批判的功能被扼制了，尽管投身于社会运动并与大众结合，但理论探索和知识创新的功能全然消失了。工具主义的实践，以及政治的"伪学术化"，导致了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断裂。假如说在第一阶段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的话，那么，在第二阶段，这种紧张更加剧了；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论重于实践的话，那么，在第二阶段是实践取代理论，运动取代了知识，工具主义取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很显然，第二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和限制，与德布雷的三阶段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它完全是中国社会独特历史的写照。但如果从德布雷的观点来看，可以说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身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可以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展历程中的第三阶段。德布雷所分析的大众媒介的影响和名声的诱惑，以及知识分子由自律的道德象征向追逐声望的名流之转变，在中国也作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而出现了。 
       在第三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是多重的，而他们关于自己身份的想象和认同却明显地发生的疑问。导致这些疑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政治上的宽松和松动（尽管时有反复），为知识分子重新践履角色提供了可能。最显著的就是改革开放伊始，文学再度回到了社会文化的中心，尖锐的带有批判反思的作品不断地搅动着社会的神经，作家一时间成为社会所瞩目的人物和职业，颇有些五四遗风。从工具主义的实践中摆脱出来，大学的重建和出版社的复兴，为知识分子找到了实现角色责任和理想抱负的场所。公共空间的扩大，交谈和探索的有限自由，使知识生产和传播似乎又回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格局之中。然而，这种知识分子与政治的"蜜月"关系很快消失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很快从中心转向了边缘。
       转向边缘既是由多种外部原因造成的，也是由知识分子自身夸大了的想象所引起的。政治上的松动似乎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话语空间，但这并没有让其话语自由在形式上合法化。有限的话语权于是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幻觉消失的严峻体验。再者，经济因素在社会甚至文化生活中重要性的迅速上升，尤其使那些总是幻想着担当社会道义的理想知识分子角色的人逐渐地边缘化了，过去作为话语生产者和传播者，那怕是在工具主义时期，他们也还处在一种实际的或虚构的"中心"地位，比如文学可以启蒙救国，抑或可以"颠覆社会主义"等等。但经济改革使得过去一向作为资源垄断唯一力量的国家权威相对削弱了，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原则不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或不合法化的了。改革既拓展了曾经严密无隙的制度的缝间，为各种新的现象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同时又对向来以文化自律性而骄傲知识分子感到了新的限制和压力。商业主义的交换原则对知识领域的全面渗透消解了文化的自律，于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资本就成为对知识分子很有诱惑力的必争资源。倘使说过去学人将知识与民族和国家的大业密切联系起来的话，如今在消费主义和个人合理化的时代，知识与个人的名声和利益的关系逐渐凸显出来。恰如德布雷对知识分子本性一针见血的剖析：知识分子就是"追逐名声的动物"。
       经济的开放和观念的更新，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活动规定了更多的合法性；过去是为知识而知识，或为民族和国家而追求知识，现在则可以为自己的名声或文化资本的积累来追求知识。同时，经济的开放又对文化领域造成了新的压力，假如说文学过去可以启蒙和救国的话，那么，今天它则面临着市场化和时尚的逼迫，名声就是资本，就是畅销，就是市场价值。过去无法用价值衡量的知识，如今则可以以各种方式转化为资本、价值和名利。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不可小觑。德布雷理论的一个重要参照作用就在这里。 
       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并不是指所有拥有知识的人都边缘化了，在相当的意义上说，是一些具有理想知识分子想象和认同的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了。正像德布雷所强调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边缘化，或者，恰如古德纳所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阶级正在取代拥有财富资本的企业家，转而成为拥有文化资本的新的领导阶级。但是，一些仍然恪守那种"志于道"知识分子角色的文人学者，在知识分子本身的巨大分化面前，显得颓唐无奈。技术型知识分子，甚至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经济巨大转变面前如鱼得水，惟独那些津津乐道于思想建构、观念批判和社会道义良知的文人学者，他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无人理睬，他们的文化资本变得越来越贬值，他们所提倡的和关怀的东西变得不是有点迂腐，就是显得过时。文学从"经国之大业"蜕变为单纯的消遣，启蒙的伟大宏业无人问津，新时期文学的"轰动效应"逐渐被时尚和流行所取代。这种现状无疑是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写照。
       边缘化导致了文人学者的进一步分化：一些认退守在专业的狭小领域里志得意满，关注于学术的技术性和工艺性层面，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职业化和制度化的局限中心安理得，将知识创新的冲动转化为技术上的完满和规范。另一些人则如德布雷说描述的，向媒介妥协，并依赖于媒介来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把学术和流行时尚混为一谈，以大众媒介的尺度和标准来侵蚀学术和艺术的自律准则，进而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功夫在诗外"的附加资本，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依照德布雷的看法，大众媒介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则，这就是市场规则和商品化，而知识向媒介的倾斜实际上就是知识自身规则的衰退，并向媒介法则投降。所以，他认为，知识分子通过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