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理论到世界体系理论

       第二种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资源来自"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发展或现代化理论；那么，世界体系理论则意在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现中解释发展与不发展。正如德里克指出的：出现于70年代的世界体系理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热情接受，主要原因在于它对现代化话语的挑战，这一话语自二战结束以来就一直主宰着欧美的社会科学。"（4）德里克同时分析了世
界体系理论在美国流行的原因以及它与依附理论的关系。他指出："毫不奇怪，它（世界
（1）、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下所谓"新左派"们把现代性反思与市场意识形态批判联系起来倒是更合乎逻辑。
（2）、文章中诸如此类的逻辑混乱还很多。比如，在"市场化"的促导下出现的世俗化、社会分层化等都被指认为现代性终结、后现代性来临的表征，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社会变迁的这些方面都恰好是现代性生成的指标。
（3）、特别参见徐友渔《保守与错位》，《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以及拙文《中国当代后殖民批评之我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二辑。
（4）、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第9页。
体系理论）在激进的青年学者那里那里赢得最大的赞同，因为那些60年代刚刚进入学术研究的青年人大多数是第三世界的学生。同样具有影响的……包括萨米尔·阿明、安德烈·纲德·弗兰克以及那些拉丁美洲’依附’理论家的著述，他们提出饿现代化话语的替代物，而那正是沃勒斯坦的著述中所大力赞同的一种选择，这些均体现在他们的理论假说和政治结论中。"（1）
       同样，世界体系理论在中国学界也是作为反思西方现代性的主要依据之一出现的，只是时间上"推迟"到了90年代。在90年代末流行于比如陈燕谷在《中心·边缘·半边缘》中指出：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毫无疑问会影响我们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理解。首先，它对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由于这些地区的发展是以牺牲边缘地区为代价的，所以现代化不是一个中性化的发展过程，边缘地区决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赶上’中心地区，因为后者的发展条件是不可重复的。"在《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中，他又指出：现代化理论关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平等的跑道上竞争的社会发展理论，是自欺欺人的虚构。（2）
       认识论路径的这种转换直接导致或潜藏着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国发展问题以及五四至80年代以国民性改造为核心的文化启蒙规划的挑战（比"后学"的挑战远为深刻尖锐）。如果说在现代化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中国启蒙话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内部寻找现代化滞后的原因；那么，90年代中国部分学人的反思现代性思潮在世界体现理论的启发下，其认识视野已经从民族国家内部转向民族国家之间，对于国家间，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的解释与批判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于国内传统文化与改革前社会主义的批判，并因而构成了与80年代的根本区别。如汪晖指出："在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时，那些通常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方面已经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困境：在亚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传统不可能再是自明的贬义词；在生产过程和贸易过程跨国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民族国家也已经不是自明的分析单位"，"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时代，’新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对内，它没有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在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中国家-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对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而不能一如既往地援引西方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的资源。"（3）汪晖所要强调的实际上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深深地卷入了这个过程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资本主义化，因而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不能说只对资本主义有批判意义而与中国无关，它同时也是对于中国社会问题（如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诊断。这一诊断尽管部分地来自旺晖对于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新状况的观察，但是世界体系理论等的影响无疑也不能忽视。可以说，对于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性质的判断，或者说，对于中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资本主义化的不同判断，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以民族国家为框架、以中国/西方以及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为基本模式的研究范式受到质疑以后，必须重新反思的两个主要问题就是：1、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于国民性的反思是否陷入了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陷阱？是否存在前提性的错误？如果中
（1）、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9-10页。
（2）、分别参见陈燕谷：《中心·边缘·半边缘》，《中国图书商报》1998年10月16日；《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读书》1998年12期。此外，一些国外汉学家也用世界体现理论来反思与质疑现代化理论，如德里克的《全球化政治经济学》，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6期。
（3）、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同时参见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以及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国的所谓"落后"并不是自己的文化传统之过，那么，自五四开始的文化反思与文化启蒙不是冤枉了自己的"祖宗"而放过了真正的"元凶"么？2、解放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所追求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发展方针有无重新评价的必要？如果说在现代化理论看来这种所谓"自力更生"无异于自绝于世界性现代化进程；那么，世界体系理论的视野看，这不是恰好体现了摆脱全球性资本主义束缚，探索独立发展道路的"脱钩"战略？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华勒斯坦明确地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殖民时代。他说："在殖民状况下，（非洲的）’部落’的管理统治制度谈不上有什么’主权’，它受到更大的社会实体在法律上的严格限制，它仅仅是殖民地这个更大的实体的不可分的部分。"（1）这里说的"更大的社会实体"就是殖民体系，殖民时代的非洲部落既然已经成为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它当然也就不是一个自律的存在，对于它的研究当然不能不考虑其与宗主国的关系（所谓"殖民状况"）。正因为这样，华勒斯坦自己也说；"我把自己的分析限制在殖民体系在这些国家如何运行这一点上。"（2）这就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运用设定了范围，也就是说，只有在进入殖民时代并成为殖民国家以后，非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展才能到外部去寻找原因；同样，只有在进入殖民时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发展才与其中心位置之间出现了不可分离的关系。至于决定现代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以及各个国家的劳动"分工"与角色地位的最初原因是什么，恐怕很难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本身来解释。
       这样，世界体现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就应当受到限制。我们要问：中国是否一个殖民地国家？殖民帝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支配了中国的现代历史？进而言之，即使殖民状况是导致中国现代化滞后的重要原因，这个论断显然不适用于中国的"殖民"时代之前。何况即使在进入殖民时代以后，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其内部原因就没有关系了么？如果内部原因不是唯一的、根本性的，那么外因是否同样如此呢？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否真的只是因为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对此学界至少有不同的看法（3）。如果说现代化理论不能自洽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