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第一世界的发达与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那么，世界体系理论同样不能。更须追问的是：当我们把中国的现代化滞后完全归结为西方列强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关系时，我们是否是在变相地为自己开脱？如果说世界体系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批判的片面性，那么它当然不应当是我们自我开脱、自我辩护的借口。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发展滞后具有以前所忽视的外部原因，就回避对于自己的内在弱点的批判与反思。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反思中国激进思想界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对于传统文化作了简单化的全盘否定；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反思自己文化传统的必要性，也不能把西方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侵略文化（更何况西方知识分子自己从来没有停止自我批判，包括对于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批判）。启蒙与国民性批判是一个值得反思、修正与完善的工程（世界体系理论就是这方面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却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否弃的工程。


3、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及其他

       反思现代性的第三个进路有人称之为"新左派"的进路，本文不认同这一称谓，因为
（1）、（2）、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页、第4页。重点标志引者所加。
（3）、参见约翰·W·斯隆：《依附论的主要缺陷》，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以下。  


       被归入其中的学者与学术观点差异甚大，很难一概而论。（1）本文所讨论的只是这一反思进路中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相关的若干问题。但是为了行文方便，偶尔也使用"新左派"这一术语。
       首先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认识问题。如上所述，80年代文化思潮的主流是把社会主义视作是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对立面。这实际上是说，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或现代化道路，即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或现代化道路；而90年代现代性反思中出现了另一种思路：从一种现代性模式理论转向多种现代性模式理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不是唯一的模式）。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现代性的反面，而是另一种现代性方案，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话语。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汪晖、崔之元、刘康、陈燕谷、韩毓海、李陀以及美国汉学家德里克等。汪晖反复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2）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地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观察之上，而在今天，现代性反思同时应该包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反思。  
       相应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与改革以来的"社会主义"的分别，也就不是什么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区别，它们也是不同的现代性方案的区别。而且正是这种不同体现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特殊价值。这与80年代学界普遍从本国语境、从建国后30年的历史教训以及知识分子个人的生活遭遇出发，把传统的社会主义视作现代化的反面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这一点必须得到足够的强调。这表明：90反思现代性的部分学者已经转而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角度、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角度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从比较的意义上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关系、区别以及正、负面意义与价值。（3）其结果首先是导致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包括大跃进与文革），尤其是毛泽东的重新评价。比如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他对现在人们缄口不提毛泽东的成就深表不满，指出"如果不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
（1）、90年代中国思想界状况极为复杂，不同的所谓"主义"或"派"之间、存在诸多的交叉关系，同一"主义"或"派"之间也存在分歧。甚至同一篇文章中也是常常存在不同的理论资源。比如被归入"新左派"的王彬彬、汪晖、韩毓海、刘康、崔之元等人之间就存在很大差别。正因为如此，本文对于这些学者的观点的归纳分析也就不能不带有一定的人为性。比如当我把某学者或某文章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立场的例证引用时，并不意味着他（它）就只有这一种立场或理论资源。
（2）、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同时参见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以及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3）、应当指出，在中国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现代性同时也就是西方现代性，因而"后学"的民族主义进路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进路常常胶合缠结。只是"后"学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更多地站在民族本位立场上批判"非我族类"的西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言说则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批判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大本营的西方。前者的着眼点在种族而后者的着眼点在制度与意识形态。此外从社会主义立场反思西方现代性与世界体现理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交叉与重合。在中国，持世界体系理论的学者也常常同时持有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立场。德里克曾经把两者的关系简洁地表述如下："我们所知的整部社会主义史，无非是第三世界史，必须透过它们与资本主义内在演变的关系来理解。"（德里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1）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但不是反现代化的，而且它的主要意义还是在于它的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取向。德里克在《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一文中从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角度重新评价了文革以及中国的其他社会主义实践。在德里克看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不是用"自绝于现代化"可以简单打发，相反显示出它的超前洞识：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发展必须与世界资本主义脱钩。群众运动也不再是混乱与专制的代名词，而是力图纠正精英
       主义的发展观念与官僚体制弊端的表现。甚至"政治挂帅"也是"意味着公共价值优先于私人价值"。至于文革，意义就更大了："文革毛主义提出的发展范式不但解决了新兴后殖民社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凝聚社会的窘境，它似乎还解决了经济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遇到的异化问题。"而且虽然文革的时代环境与今天已经很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革与毛主义对当下没有启示作用；恰恰相反，"它能出乎意料地有助我们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的问题。"（2）
       应该承认，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现代性视野中考察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与现实历史的针对性。这个新的视野不仅对于中国解放后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不同于80年代的理解，同时也将挑战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及其他理论思潮的传统理解。在中国解放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历史与文学叙事中，在小说《创业史》、《红旗谱》、《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以及革命样板戏中，无不笼罩着现代性的思维模式，如：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把人类的社会实践理解为向一个终极目标的途径），线形发展的时间观念，新与旧的二元对立，以及与此相关的关于新时代、新社会、新人、新文学等的神话。甚至"革命"这个文革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也弥漫着现代性的气息。从现代性反思角度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根本上都从属于相同的"认识-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