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即"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没有本质区别。而这种连续性恰恰被我们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所忽视。把19世纪末以来约一百年的文学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又把79年以后的文学分为新时期文学、后新时期文学、60年代作家群（新生代文学）、70年代作家群（大概不久就会有80年代作家群之说出现），这样的的文学研究虽然十分热闹，把文学史摆弄得十分"整齐好玩"，但是从现代性反思角度看似乎问题很大。在这方面，反思现代性的思路不无启示性。
       然而，把社会主义也视作一种现代性的方案决不应当是简单地替社会主义（包括它的文学）"翻案"。恰恰相反，它的目的应当是把现代性反思推进到总体性反思层次。或者说，现代性反思既然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也视作一种现代性方案，那么它就应当在批判性地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时，批判性地反思社会主义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都应当是批判反思的对象，而不能仅仅因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容而无条件地肯定它。更何况两种现代性"本是同根生"，任何偏袒一方的反思都不可能是彻底的。然而遗憾地是，如果说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把社会主义简单地逐出现代性了事；那么，90年代有些持有社会主义立场的人则常常把社会主义现代性仅仅因为其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所谓"批判意义"或"抗衡意义"而全盘加以肯定，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许多方面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源同根关系，也没有深入地反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实践所造成的教训（这个教训至少在中国与前苏联所造成的灾难至少比资本主义现代性在西方的"教训"更加深刻）。也就是说，他们把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当作了肯定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唯一的与至高的理由。结果是，反思现代性在有些人那里成为对于中国"伟大革命"，如群众造反运动、上山下乡运动、鞍钢宪法等的热烈赞颂，社会主义现代性实
（18）、参见莫里斯·迈斯纳：《旁观毛泽东时代》，《中华读书报》1999年2月3号第9版。
（19）、见德里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践的巨大失误却没得到应有的反省。（1）  
       当然，在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评价方面。被归入所谓"新左派"的学人是存在差别的。比如汪晖承认："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或者作为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形式，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同样出现了社会组织，特别是国家对人的’文革’式的专制，甚至较之于资本主义更为严重"（21）同时，刘康也辩称：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元论的同时，同时也要批判"毛泽东的一元论"。（22）他们的理想似乎是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走寻求"制度创新"或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但是，相对而言，他们把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置于优先地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紧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语境，并把现代性反思深植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显然，西方左派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是一种资本主义语境内部的自我批评与自我完善（正如后殖民主义是西方内部的自我批判话语一样）。在西方，社会主义现代性从来是一种边缘化的批判声音，而实践中走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性或所谓自由主义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相反实行了很长时间的社会主义。（3）当今大陆坚持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或接近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如刘军宁、雷颐、徐友渔、秦晖等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存在极大分歧。他们坚持自由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至今依然没有成为主流。相反，对于政治自由的抑制以及由此孳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如中央集权、文化专制、计划体制、权力寻租、官员腐败等）以前是、现在仍然是腐蚀、败坏中国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无论是后学还是世界体系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许是一付良药，而在中国则难免"避实就虚"、"画饼充饥"乃至"淮橘为枳"（4）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持批评态度的人经常提醒我们注意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权势集团与跨国资本的勾结，或畸形的市场导致的公共空间的萎缩、社会的严重不公，这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他们笼统地指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拥护权力市场化、反对民主与社会公正等，显然以偏概全。事实上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群体是
（1）、（2）、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同时参见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以及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
（3）、参见卞悟：《淮橘为枳，出局者迷》，《二十一世纪》。卞悟在此文中指出："这些文章的论述模式一般是，称引中国改革中的若干现状，说明其源盖出自毛泽东，然后指出美国社会中的若干优秀事物与之如何契合，同时斥责东欧国家把一切都搞坏了。"
（4）、最近大陆学界"第三条道路"的呼声渐强，这既有国际学界的背景（如吉登斯的理论），也体现了超越"社"http://www.lunwentianxia.com/"资"之争的努力，参见许纪霖等《寻求"第三条道路"》，《上海文学》1999年第3期，以及张汝伦《"第三条道路》，《读书》1999年第4期。
（5）、许纪霖等《寻求"第三条道路"》，同时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他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与此不同，中国的社会理论当提出晚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国体建立依据的是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等的理念，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强调个体（相对于政府）之自由；而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方向则偏向卢梭的理念，即现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至上权力。《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00-100页等处。
（6）、分别参见徐贲《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命运》、徐友渔《保守与错位》以及卞悟《淮橘为枳，出局者迷》。另外崔之元与季卫东的争论的关键也在这里。参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季卫东《第二次思想解放还是乌托邦？》《二十一世纪》1994年10月号。
极为复杂的，那些所谓站在权势集团立场拥护权力市场化的人绝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相当多的批判自由主义的文章，很模糊地把所谓"自由主义者"指认为权力市场化以及社会不公的拥护者，同时又不指名道姓地直话直说，让人看了以后摸不着头脑。（1）但常识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绝对不会排斥民主，更不反对公正。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晖发表在《东方》上的论"公正至上"系列论文。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秦晖反复强调的是：实施自由主义的公正原则在中国目前是至上性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民主缺乏的症结不在自由太多，而是没有公正。（2）在《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一文中，他更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依仗强权的"化私为公"，也批评依仗强权的"化公为私"，在这一点上他与"新左派"一样痛恨那些"号称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把依仗强权化公为私称赞为’交易成本最小’的改革方式"。在秦晖看来，不管是"化公为私"还是"化私为公"，只要是依仗强权的、缺乏民主与公共性的，就一定是自由与民主的反面。前者是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后者是改革以后出现的"权力私有化"。但是不同的是，秦晖认定不管是强制的化公为私还是强制的化私为公，它们的共同根源都是旧体制，而不是什么"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现代性），因而要想告别"权力私有化"（强制的化公为私）不但不能把改革前"几十年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