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反思的反思——再论中国的后殖民批评(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济民主")重新供起来,而恰恰是要强调自由主义的公正原则。(3)如果说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把当今中国的不公正、不平等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如自由市场经济,那么,在秦晖看来,不公正与不平等不是由于自由太多,而是自由太少。
在笔者看来,90年代全球化情形下出现的国际资本与国内权力集团的勾结是一极为复杂的现象,外因与内因都不能忽视。一方面,把它完全归罪于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至少是片面的;另一方面,90年代中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已经同样是资本主义的问题。(4)但是夸大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无疑会忽视中国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无论是"市场化"、"世俗化",还是"全球化")因此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一个极其误导性的推断是:全球化(尤其是资本运作的全球化)已经使得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性变得非常之小甚至完全没有,因此,80年代从自由主义立场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比如有人说:"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人可以主要以文革以及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大背景,九十年代仍以这背景发展知识和理论则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嫌。"(5)这实际上是说以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参照已经完全过时了。事实是否如此?现在的中国早
(1)、参见韩毓海《在"自由主义"的姿态背后》,《天涯》1998年第5期。该文指斥中国的所谓"保守自由主义"或"消极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不是限制集权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限制政治领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
(2)、参见秦晖:《公正至上论》、《再论公正至上》、《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三论公正至上》、《公正为道德之基:四论公正至上》,分别见《东方》1994年第6期、1995年第2期,1995年第6期、1996年第5期。
(3)、《读书》1998年第6期。秦晖的这篇文章引来了乐钢的回应(《"真问题"的背后》,《读书》1998年第9期)以及秦晖的再回应(《错把杭州当汴州》,《读书》1999年第2期)。秦晖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在当今中国首先要用美国的现代性解决中国的前现代性,而不是象乐钢那样把美国的现代性问题当成中国的问题,并用中国的前现代性加以解决。
(4)、基于这一判断,笔者认为,说对于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评于中国现实全然毫不相干同样也失之简单化,参见任剑涛《解读"新左派"》,《天涯》1999年第1期。
(5)、李陀:《让争论浮出海面》,《读书》1997年12月。类似的观点还见于张宽的《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再思考》,《原道》第三辑。
已不完全是文革时的中国,这是无可否定的事实,但是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化了?这种新生成的"资本主义"具有什么样的中国特色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特色?这种论断的确抓住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即在经济上更加深刻地卷入了全球化进程。但问题是在这样作的时候又把所谓"资本主义"本质化、一体化,没有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中国(同时也包括其他非西方国家)必然经历本土化的改造。另一方面它也完全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根本没有在同样的程度上"全球化"或"与国际接轨",而且中国政府也明确表态:不能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实行"全球化"。如果说在90年代,只以文革以及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大背景已经过时,那么,只以全球化或资本主义化为思考中国问题的大背景是否就很合适呢?其实,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发现大量所谓"文革"(如果把它理解为改革前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的话)遗留的问题,它与中国的全球化或所谓资本主义化过程同时存在,更主要的是,当我们在忙于争论中国是停留在"文革"还是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或两者谁占多少比例的时候,中国已经悄悄地进入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既是社会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可以说,对于中国国情的不同认识是90年代现代性反思各派与所谓"新启蒙主义"者的主要分歧所在。正是这种对中国现实的不同认识与定位导致他们对于西方理论的不同取舍以及批判话语的不同建构方向。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后殖民主义争论张宽等人与徐贲等人的分歧主要在于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具有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判断。(1)因此,对于中国国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体制话语?什么是霸权或权力话语?各种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的全面而准确的定位,应当说是目前这场争论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其他参考文献:
1、 井上达夫:《自由民族主义与亚洲价值》,《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
2、 陈燕谷:《超帝国主义时代的圣战》,《天涯》,1999,4。
3、 全迥俊:《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1999、3
4、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艺理论研究》1999、3。
5、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
在笔者看来,90年代全球化情形下出现的国际资本与国内权力集团的勾结是一极为复杂的现象,外因与内因都不能忽视。一方面,把它完全归罪于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至少是片面的;另一方面,90年代中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已经同样是资本主义的问题。(4)但是夸大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程度无疑会忽视中国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无论是"市场化"、"世俗化",还是"全球化")因此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一个极其误导性的推断是:全球化(尤其是资本运作的全球化)已经使得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异性变得非常之小甚至完全没有,因此,80年代从自由主义立场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比如有人说:"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中国知识人可以主要以文革以及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大背景,九十年代仍以这背景发展知识和理论则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之嫌。"(5)这实际上是说以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参照已经完全过时了。事实是否如此?现在的中国早
(1)、参见韩毓海《在"自由主义"的姿态背后》,《天涯》1998年第5期。该文指斥中国的所谓"保守自由主义"或"消极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不是限制集权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限制政治领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权的政治原则"。
(2)、参见秦晖:《公正至上论》、《再论公正至上》、《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三论公正至上》、《公正为道德之基:四论公正至上》,分别见《东方》1994年第6期、1995年第2期,1995年第6期、1996年第5期。
(3)、《读书》1998年第6期。秦晖的这篇文章引来了乐钢的回应(《"真问题"的背后》,《读书》1998年第9期)以及秦晖的再回应(《错把杭州当汴州》,《读书》1999年第2期)。秦晖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在当今中国首先要用美国的现代性解决中国的前现代性,而不是象乐钢那样把美国的现代性问题当成中国的问题,并用中国的前现代性加以解决。
(4)、基于这一判断,笔者认为,说对于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评于中国现实全然毫不相干同样也失之简单化,参见任剑涛《解读"新左派"》,《天涯》1999年第1期。
(5)、李陀:《让争论浮出海面》,《读书》1997年12月。类似的观点还见于张宽的《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再思考》,《原道》第三辑。
已不完全是文革时的中国,这是无可否定的事实,但是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化了?这种新生成的"资本主义"具有什么样的中国特色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特色?这种论断的确抓住了90年代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即在经济上更加深刻地卷入了全球化进程。但问题是在这样作的时候又把所谓"资本主义"本质化、一体化,没有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中国(同时也包括其他非西方国家)必然经历本土化的改造。另一方面它也完全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根本没有在同样的程度上"全球化"或"与国际接轨",而且中国政府也明确表态:不能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实行"全球化"。如果说在90年代,只以文革以及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理论思考的大背景已经过时,那么,只以全球化或资本主义化为思考中国问题的大背景是否就很合适呢?其实,我们同样可以在中国发现大量所谓"文革"(如果把它理解为改革前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的话)遗留的问题,它与中国的全球化或所谓资本主义化过程同时存在,更主要的是,当我们在忙于争论中国是停留在"文革"还是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或两者谁占多少比例的时候,中国已经悄悄地进入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既是社会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可以说,对于中国国情的不同认识是90年代现代性反思各派与所谓"新启蒙主义"者的主要分歧所在。正是这种对中国现实的不同认识与定位导致他们对于西方理论的不同取舍以及批判话语的不同建构方向。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后殖民主义争论张宽等人与徐贲等人的分歧主要在于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具有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判断。(1)因此,对于中国国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体制话语?什么是霸权或权力话语?各种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等)的全面而准确的定位,应当说是目前这场争论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其他参考文献:
1、 井上达夫:《自由民族主义与亚洲价值》,《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
2、 陈燕谷:《超帝国主义时代的圣战》,《天涯》,1999,4。
3、 全迥俊:《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1999、3
4、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艺理论研究》1999、3。
5、李世涛编:《自由主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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