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阐释现代性的，他揭示了互有关联的现代性的三个主要来源：“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disembeding）机制的发展”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其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知识的反思性运用”—— “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织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的作用很特殊。由此，他认为，并不存在后现代性时期，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现代性的更为普遍化和极致化的时代。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与吉登斯的研究思路相似，但他是在与“矛盾性”的关联中来理解现代性的，具体而言，“矛盾性”是“一段历史时期，它肇始于西欧17世纪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型并承受为（1）一项文化筹划——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2）一种由社会完成的生活形式——随着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第7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他也是这样把现代性视为一个时段，“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一时段中，（世界的、人类生境的、人类自身的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的）秩序得到反思，假如他终止了抑或风光不在了，那么，它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关怀问题和一个认识到自身、认识到确是一种有意实践并惟恐留下裂缝的实践问题。”（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第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他虽然把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段，但强调了其对实践的反思意识。而且，这个时期的社会与文化之间也充满了紧张。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上，他认为，“后现代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以及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抛弃。后现代性顶多（抑或，不过）是一颗由于并不完全喜欢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并感觉到变革冲动，因而久久地、专注地、严肃地反观自身，反观自己的状况和以往行为的现代之心（modern mind）。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成年：现代性在一段距离之外而非从内部反观自身，开出详细的得失清单，对自己作深层心理分析，发现以前从未清楚地说出过的意向，并感到这些意向彼此抵消，不具一致性。后现代性是现代性与其不可能性的妥协，是一种自身监控的现代性——是清醒地抛弃了曾经不知不觉所做的一切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第409—41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他强调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的联系，特别是后现代性在外部对现代性的反思。他两人的结论与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的结论颇为相似，卡林内斯库首先区分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他进而指出，大约在19世纪前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与”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的分裂。他认为，前者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思想观念上看，“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的时间，因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第4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等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后者引发了先锋派的产生，自浪漫派起就确立了激进地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具体而言，“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亡。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第4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同是在“体验”的路径下阐释现代性，但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研究的社会学角度、比较的方法都使其研究鞭批入里、独辟蹊径。他认为，现代性“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经历，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的一切。”（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15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这种经验在全人类蔓延，涉及到诸如“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险”此类的经验。而且，在19世纪与20世纪还有着较大的差别：“19世纪的思想家们同时既是现代生活的热情支持者又是现代生活的敌人，他们孜孜不倦地与现代生活的模棱两可和矛盾作斗争；他们的自我嘲弄和内在紧张乃是他们的创造力的一个首要源泉。20世纪的思想家们则远比他们的先驱更加倾向于极端化和平面化。现代性或者受到盲目的不加批判性的热情拥抱，或者受到一种新奥林匹亚式的冷漠和轻蔑的指责；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现代性都被设想为一块封闭的独石，无法为现代人雕塑或改变。对现代生活的开放见解被封闭的见解所取代，‘既是/又是’被‘非此/即彼’所取代。”（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这样看来，就有了从规划（哈贝马斯）、态度（福柯）、叙事（利奥塔）、时期（鲍曼）、经验（伯曼等人）等方面理解现代性的角度，而且这些阐释彼此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分歧，以至于矛盾，它们之间的紧张源于现代社会、文化及其关系的复杂性。此外，由于哲学、社会学、美学和文学关注点的不同，更加剧了现代性思想的多样性。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出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倾向，即现代性概念主要反映了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发生的社会方面的变革、创新，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对抗、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范围的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意识和反思。就现代性思想的来源而言，它是西方的发明和专利；就这种现象的存在而言，现代性是超越民族、国家、宗教的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样，现代性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与我们每个个体的存在息息相关。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够从比较的角度，从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谱系中辨识出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