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50年代，西方曾经出现过一次现代性研究的高潮，之后便是后现代主义研究，接着又出现了这次现代性研究。分析这次现代性研究复兴的症候也是詹姆逊意识形态分析的任务，即这次研究提供了哪些新的内容、掩盖了什么、主要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詹姆逊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当前的语境中，‘现代性’这一个令人困惑的术语，恰恰是作为对于某种缺失的遮盖而被运用着，这种缺失指的是在社会主义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伟大的集体性的社会理想或目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是没有任何社会目的的。宣扬‘现代性’一词，以取代资本主义，使政客、政府与政治科学家们得以混淆是非，面对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以蒙混过关。”（詹姆逊《全球化与政治策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286页）在詹姆逊看来，新的现代性研究是伴随着伦理学、政治学、美学等学科的复兴而出现的，仍然围绕着一些陈旧的话题——诸如宪政、公民权、代议制和责任等——展开，并没有提供多少新鲜的东西。新的现代性话语不仅掩盖了集体性的社会理想的“缺失”，包含了从根本上拒绝集体变革的立场，而且也不乏各种现实的考虑和策略，即为了否认西方世界面临的后现代境遇，拒绝正视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和现实，无视资本主义进行的第三次全球性的扩张得胜事实。如吉登斯就否认，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后现代性时代。他认为，我们正处于晚期现代性时代，是现代性的后果极致化和普遍化了的时代，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翻版。他重提现代性是为走通向自由市场的“第三条道路”服务，也是为了树立对中产阶级承担起实现现代性的信心，其现实目的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上，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是未完成的现代化的社会状态，而后现代性对应于其现代化趋于完成。”（王逢振、谢少波编《文化研究访谈录》，第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也就是说，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依时间顺序连续展开的两个阶段，前者是现代化社会的未完成状态，后者是现代化的完成了状态。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上，吉登斯视后现代性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哲学，否认其存在。利奥塔则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将要灭亡的现代主义，而是初期的现代主义。这些都是詹姆逊不能接受的。在詹姆逊看来，我们已经处于后现代时代，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既有继承，也有断裂，而且断裂更为突出。后现代性的两个主要后果是：“一是农业的工业化，即传统的农民社会的彻底毁灭。二是对无意识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即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张旭东译，《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第77页）在这两方面，现代主义时期的发展程度是远不能与现在相比的。即使在阐释现代性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后现代的语境和前提，即“任何有说服力的现代性‘理论’都必须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的这个假设。”（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张旭东译，《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第75页）否则就有可能落入现代性意识形态的陷阱。
实际上，通过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可以找到阐释现代性的两条路径的分殊：一条是鲍曼、吉登斯、卡林内斯库等人的理解，即存在着两种现代性，后现代性也是一种现代性，它是对现代性的抵制、反思，也可以称之为“自反现代性”；一条是詹姆逊的理解，即现代性是后现代境遇中现代性，也是一种后现代性。同样，在中国学者中也存在这样的分歧。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大陆学界对接受詹姆逊演讲的复杂性。由于采取前一种理解的思路，也就有了王一川等人的看法，“后现代性应属于现代性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状况；它是在现代性进展到一定的时刻出现的，呈现为现代性的自我表现反思或反抗状况。可以说，后现代性属于现代性内部自我表现消解或自我反抗力量的集中爆发形态，可称‘自反性现代性’或现代性的自反状态。后现代是在现代性进展到需要自反的特殊的危机时刻才悄然现身的，同样，它也可能在完成了自身的自反使命后依旧悄然隐身于现代性话语之中。隐身不等于消逝，而应属于‘缺席的在场’。后现代总会借助于现代性话语而呈现自身。”（王一川《是后现代激活了现代》，《社会科学报》，2002年11月7日）由于受詹姆逊的影响，把现代性视为后现代性，这是大陆学者对詹姆逊的期待，但詹姆逊的思想已有所转变，即“如果说此前他是力图用一种总体性的辩证法来整合诸种后现代，以实现后现代的合法化的话，那么，他现在则是反思后现代，向我们指出‘后现代’里所包含的潜在的危险。”（曾军《中国学者为何“背叛师门”》，《社会科学报》，2002年11月7日）。昔日的后现代大师，今天却大谈后现代性的危险，使中国学者的期待落空，势必导致中国弟子对他的不满，也就有了“文化教父”等不敬的称谓。
第五、在现代性模式的选择上，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是单数的，即尽管各国现代化的环境、条件、努力程度不同，但各国的现代性都受难以避免英美现代性模式的影响和支配，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第六、坚持现代性研究的历史意识。强调概念的历史性，或者说，历史地阐释概念是詹姆逊的一贯作风，“始终历史化”——这个居于《政治无意识》开头的指导原则——始终是詹姆逊分析问题的重要视角。同样，对现代性的分析也没有例外。在分析现代性时，也应该把它的每一种意义都还原到其语境中，并分析其实际含义及其运作中蕴涵的意识形态意味，即彰显了什么、遮蔽了什么、其实际目的又是什么。实际上，现代性也确实是个历史的阶段性的概念。在詹姆逊的《现代性的神话》的演讲中，他首先强调“我们必须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阶段化。”在西方现代性发展史上，各个时期现代性的具体含义都有不同的侧重：“17世纪现代性的核心是用数学原理解释宇宙、社会；18世纪的现代性强调理性、人权和社会的进步；19世纪的现代性指的是工业化运动；20世纪现代性强调的是对工业化运动的反思以及对其恶果的抵制；目前的现代性则主要是普遍的市场秩序在全球的推广。”（陆扬：《关于后现代话语中的现代性》，《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但是，目前的现代性成了一个空洞的、无所不包的“伪”概念：“它本身既不包含历史性，也不包含未来性。”而克服其弊病的方式也是詹姆逊的一贯主张，即“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用那个叫做乌托邦的社会欲望全盘取代现代性的主题。”（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张旭东译，《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第79页）他强调以对未来负责的意识，通过集体力量实现对资本主义资本全球扩张的有效抵制。
从中国问题出发寻求外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002年8月，詹姆逊在上海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演讲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发表后，立刻就引发了部分中国学者的不满，论争也随之展开。（詹姆逊的演讲，最初以摘要形式发表在2002年9月19日的《社会科学报》，《文汇报》“学林版”也刊登了演讲的部分内容，后张旭东又翻译了完整的演讲稿，以《现代性的神话》为题刊发于《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具体讨论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