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事件”，这个讨论可以告一段落。这此讨论澄清了不少问题，其作用是很明显的。但其中所包含的重要主题，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也是一次讨论难以解决的，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为此，本文拟以这次讨论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也是最为争议的问题）——西方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为探讨对象，以反思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之于我们的意义。
在讨论之前，我们应该明确，詹姆逊对现代性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作为美国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有明确的目的和针对性的，即呼唤集体的力量了抵制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希望产生有效的政治抵抗方式、新的抵抗领域和力量。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肯定，一方面寄希望于第三世界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抵抗，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的英美霸权；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发达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和经验。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他同情第三世界，主观上也真诚地希望能为第三世界服务。但由于他的立足点、问题意识、目的和经验都有很浓厚的美国“左翼”学院知识分子的特点，他对中国的认识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通过努力，有的认识他是可以改变的，但有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观念则是很难根除的。因此，我们在接受他的理论的时候，一定要正视客观存在的这种偏差，要承认他的理论武库不可能提供发展中国所需的所有武器，而不能求全责备。鉴于此，我们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詹姆逊的理论、判断或随意性的议论，尽量避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式的态度。面对詹姆逊的理论，我们应该注意辨析，从我们自身的问题出发，积极寻求其适合于我们的东西，并与实践结合，才可能有所收益。否则，如果不能不加区别、机械地套用，希望求得问题的一揽子地解决，其结果只会是失望。
当然，各国的国情和基础不同，应该根据实际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走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客观现实的必然要求。但应该看到，事情的发展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有时外在的力量可能会改变或者部分地改变你的选择，行动的结果也往往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相互牵制、相互作用的“合力”。同样，作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全方位变革的现代化建设更是如此。实际上，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的历程看，它们始终是在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道路的，但各种因素的制约使其结果各不相同，对此，我们应该寻找那些影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假使不同的国家选择了相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结果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对于英美之外的国家，尤其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形势无疑是极为尴尬的：一方面，现代化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也是必须直面的历史发展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现代化的潮流之外；另一方面，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的格局已基本形成，英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某种程度上可以支配世界发展的有利位置，凭借其经济、军事等国力优势，不仅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有利于他们国家利益的原则，制定了国家之间交往和合作的游戏规则，而且还建立起了有影响力的现代性的话语权。依靠这些优势，他们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或自发或强制性地影响第三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这种状况看，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既有自身的需要和发展的光明前景；又有西方的诱惑、陷阱；当然更多的是双方的互利互惠，是挑战与机遇共存共生的结局。这样看来，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无非有两种结果：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迎合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需要，国家获得的受益没有国家的投入大，从总体上衡量，弊大于利；第二，尽管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要付出些代价，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各取所需，实现了双赢，而且这种代价是必要的，有时甚至在短期内是见不到实际利益的，但从总体上看，利大于弊。同样，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种局面是必须面对的，但正确的选择则是要求得自己的最大发展，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当然，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达到第二种结果。
在关于现代性的不同形式的论述中，詹姆逊反复地强调，“世界各国正变得相似或者标准化的方式，而不是赞颂这些文化差异的方式。人们还可以证明，文化差异不论有多么深刻的社会基础，现在也正在变成平面化的，正在转变成一些形象或幻像，而那种深厚的传统不论是否曾经存在，今天也不再以那种形式存在。而是成了一种现时的发明。”（王逢振、谢少波编《文化研究访谈录》，第1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实际上，他指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即尽管各国现代化的起点、环境和条件有巨大的差异，各国的努力程度也不尽相同，但现代化的结果又非常相似，不仅现代化实践的标准化和雷同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以现代性的名义对文化差异和传统的改造、消灭也在加剧，这更增加了现代性的同质性。现代性模式的标准化体现于社会总体的建设和改革中，弥漫于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不以主观愿望为转移、而又必须面对客观现实。面对这种无可奈何的结果，詹姆逊不无沮丧而真诚地说：“我真的不认为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独特的现代性的条件。……可以肯定地说，文化的起点不同，存在着产生现代性的特殊的地域环境，因此人们付出的努力不同。” （王逢振、谢少波编《文化研究访谈录》，第1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针对“替换性的现代性方案”或“复数的现代性”的说法，詹姆逊认为，这些说法的都是为了把全球化自由市场意义上的现代性与老的现代性予以区别，说明“无论你多么不喜欢英美现代性模式，无论你如何不喜欢这种现代性为你预备好的‘低贱者’的位置，这种不快都会被一种令人放心的‘文化’观念所打消，它告诉你，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性。” （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张旭东译，《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第77页）即通过把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联系起来，以遮蔽自己的真实处境。初次读到詹姆逊的论断，也许我们都很难接受，认为他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也正是这个论断引起了中国学者的不满和发难。有的讨论文章指出，詹姆逊同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但现在，他又立足于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居高临下地训导第二、第三世界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的观念。对此，有论者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选择现代化模式的权利，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模式的差异是明显的，也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詹姆逊否认现代性的多样性，把第三世界的现代性定位于对标准化的、霸权式的英美模式，是武断的、是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我们应该认真思考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如果把他列举的这些事实与其结论联系起来看，我们不难明白了。实际上，对詹姆逊而言，他的单一现代性的结论是基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