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从后现代性返身现代性

    詹姆逊是以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学术界的。尽管其学术研究领域多有转移，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对西方后现代思想的开放态度使他一直尝试着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可能，这种学术经历使他的研究贯穿了非常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影响了他的后现代研究，同样也影响着他的现代性研究。

    在当前的现代性能研究中，詹姆逊没有像其他有些学者一样去抢夺现代性话语权，迅速占领制高点，而是表现了相当的低调，甚至有些为现代性研究泼冷水的味道，这是颇为值得我们玩味的。他说：“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既不是哲学的概念也不是别的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放弃对现代性进行概念陈述的徒劳努力，此外，我们要问：现代性影响也许不只是限于对过去时刻的改写，即，对过去已有的说法或者叙事进行的改写。放弃我们分析现在时所用的现代性，更不要说我们在预测未来时的情形，这样做无疑能够为推翻一些现代性（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一种有效的手段。当然还有其他取得这一目的的方法。”（詹姆逊《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尽管如此，他还是极力表明了自己对现代性的态度和对现代性的理解，以有利于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综观詹姆逊有关现代性的论述，其现代性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的方面，这些思想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詹姆逊主要是从时期（period）的意义上来看待现代性的。从社会层面上看，现代性主要指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内发生的社会变革，即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从文化、文艺层面上看，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以现代主义精神为代表的文化，以及由此确立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倾向。具体来说，新的时间意识开始出现，即时间的“可测量性”、“可生长性”和“不可确证性”在文艺作品中开始被表现，这也是产生现代性的条件和标志：“对时间这种新的不加掩饰的经验，才在西方——在关键的1875年，即波德莱尔的诗歌年和福楼拜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年——产生出最初对‘现代’的表达方式。”（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而且文化现代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文化现代性受到了资本主义前期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决定，受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既是对帝国主义或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上的变革的及其意识形态的——革新、创造、异化、危机——的反映，又表现了对后者的不满、抗议和抵制。而且，文化现代性在前期与后期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前期大都表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抗议和反抗，但后期有所转变，有的文化被资本主义体制所吸纳、同化、收编，有些文化甚至被奉为经典，最终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文化现代性是帝国主义阶段或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逻辑。鉴于现代性的复杂性，我们应该从不同的层次来对待它。

    第二、 现代性是一种叙事。詹姆逊对现代性哲学持一种悲观的态度，也否定了发明现代性概念的行为本身，这主要基于他对现代性的理解，即现代性属于叙事的范畴：“现代性哲学基本是没有用的，没有向我们说明任何事情，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我觉得我很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人们对它进行调查的社会学状况，现代性属于叙事范畴。现代性永远是一个有讲述内容的故事。人们不能从中衍生出哲学。”（詹明信等《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读书》，2002年12期）也就是说，现代的各种变革是通过现代性的中介得以展开、实施、持续和完成的，没有现代性所起的支持、宣扬和维护作用，就决不可能有现代变革的实践。实际上，现代性通过叙述现代变革的合法性、取得的成果和美好的前景，坚决抵制和反对那些阻碍变革的意识，最终广泛地动员了社会力量，为人们提供了参与现代变革的勇气、信心和决心，使现代变革深入人心。其中，现代性所承担的正是叙事的功能。当然，在现代性的叙述中，为了构造现代性的神话，为了使现代变革的故事讲述下去，不乏为了达到其目的的种种叙事手段、技巧和策略。因此，只能以叙事学的态度和视角来对待它，也不能用社会学调查的方法对此予以验证。

    第三、 调现代性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在詹姆逊看来，统治阶级除了依靠暴力外，还必需依靠其社会动员建立起广泛的认同来维持其统治，使人们安于现状。与此相反，对抗的意识形态会挑战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揭穿其虚假、伪善，使人们拒绝接受它。由于存在着各种意识形态及其彼此之间不平衡的斗争，而我们又身陷其中。鉴于此，我们需要建立起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即“意识形态批判必须同时具有自我分析、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的形式。”（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255页）詹姆逊把意识形态分析运用于现代性研究，这也使其研究独具特色。

    在现代性研究中，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分析意味着：“我们不能解决这些矛盾，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们。这就要求我们发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分析。在这种分析中，我们既要看到作为实在的事物本身，又要看到概念，透过这种概念，我们得以看到实在。我们还要做的是，识别这些概念在公共论辩中所起的作用。”（詹明信等《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读书》，2002年12期）具体而言，知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接近现实世界，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实和我们的实际状况，但现代性叙事在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参照时，也遮蔽了真实，阻碍了我们对现实的正确理解。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表现在：“现代性的口号在我看来是个错误的口号。我认为它产生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境遇，其中资产阶级关于进步、现代化、工业发展以及诸如此类的看法，最终一无所获而且社会主义的观念也从中消失。在这种境遇里，全球资本主义为其卫星国提供的一切，只不过是那种旧的现代性的概念，仿佛所有那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都不是现代的，而在这种轻蔑的意义上成为现代国家好像会带来什么附加的利益。”（王逢振、谢少波编《文化研究访谈录》，第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具体而言，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集中表现在它的诸种叙事上。我们知道，尽管以创新、革新为名义进行的各种现代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不能忽视的问题，有的甚至还非常严重。但在现代性的叙述中，这些进步和成就被无限地扩大，而这些问题却被有意地忽视，以至于否认。这样，就为现代性树立起了诸如社会民主、进步、繁荣，人民自由，制度合理，能够保障社会发展、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等正面形象。显然，这里面包含有虚假、虚伪和欺骗的因素，这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宣传是分不开的，这是不利于我们认识和接近现实的，这也正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当然，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其对现代性的辩护，它也有真实性的一面，即部分地反映了现代变革的实际情况。除了进步外，詹姆逊还看到了现代性的另一种面目：“现代性的剧变把传统的结构和生活方式打成了碎片，扫除了神圣，破坏了古老的习惯和继承下来的语言，使世界变成了一系列原始的物质材料，必须理性地对它们加以重构并使之服务于商业利益，以工业资本主义的形式对它们加以控制和利用。”（詹姆逊《时间的种子》，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这就是现代性对传统和神圣事物的破坏，也是伴随着理性化、工具化和市场逻辑的必然结果，其极端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