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进入一个有权力的单位，他（她）的职业地位的升迁就会受到影响；一个人文凭较低，却进入了一个级别较高的工作单位，或者进入了一个能够支配较多资源的单位，那么，他的初职社会地位就可能较高。而“文革”时期，则正是“单位制”得以扩张的时期。在1978—1991年这个时段之后，“初职单位部门”的影响力开始低于“受教育程度”。
第四，从性别上来说，除1957—1965年和1992—2001年这两个时段之外，女性的初职职业地位似乎要高于男性。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会由于自己性别的影响而在初职职业地位的获得上占据某种程度的优势。这可能导源于社会就业政策对女性的某种照顾，即在对某些强体力工作或脏乱差工作的安排上，相对照顾了女性的性别特征，不安排其到这些岗位就业。但在1992年之后，伴随就业环境竞争压力的增加，女性的这种优势就消失了。
第五，城乡壁垒的制度设置———户口制度，长期以来都影响着中国人职业地位的获得。
由此分析可以看出，在对子女初职地位获得发生影响的先赋性因素中，来自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等），在改革以来具有统计影响意义。
三、中国人教育地位的获得
教育是一个比较恒定地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起干预作用的变量。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这个变量的作用幅度有所变化，但教育获得的高低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推断却一直成立。在布劳—邓肯研究社会地位获得的初始模型中，教育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就起着最重要的支持作用。所以，考察教育获得的代际传承，有利于我们理解社会流动的主要脉络。通过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建国以来中国人教育获得的高低，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段，都深受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也就是说，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人们获得的教育文凭也就越高，其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具体如下。
第一，在1949—1956年时段，“父亲的教育水平”这个先赋性因素虽不显著，但“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却极其显著。
第二，1957—1965年，在新政权稳定之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就增强了。那些父亲接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也使自己的子女增加了教育资本。“家庭阶级成份”也还显著，但其显著性水平减弱了。这表明1949年以前的那些“有产阶级”家庭的教育传承优势，正在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形成和稳定过程中逐渐消退。
第三，在1966—1977年时段，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有了很大的增强，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则有所下降。
第四，在1978—1991年时段，“父亲受教育水平”的作用力，较“文革”时期有所提高。不仅如此，“父亲受教育水平”这一因素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力，也在1978年以后超过了“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的影响力。这预示着“受教育水平”较高、但“职业地位”相对较低的那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传承，为子女创造比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使子女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
第五，在1992—2001年这个时段表现的统计趋势，基本与1978—1991年时段相同。综合分析中国人的教育获得情况，我们可以看出：“14岁时的居住地点”一直是一个极其显著的变量。这说明越是在远离城市的地区、乡村，同期群的孩子们获得的教育文凭就越低；而越是在大城市的出生同期群，孩子们获得的教育文凭就越高。
第六，性别之间的统计分析还显示，在各个历史时段，男性都较女性获得了较多的教育机会及结果。这表明，中国人的性别歧视状况是存在的。在家庭教育策略中，人们会更多地“安排”自己的儿子获得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直到90年代以后，男性的这种性别优势才在9年义务制教育的大力推行中基本消失（当然也存在计划生育所导致的家庭子女数迅速减少这个因素的影响）。
综合比较“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和“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两个先赋性因素对子女教育资本获得的影响权重，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这两个值的高低有很大波动，但基本趋势为：在“文革”以后，“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资本获得的影响力超过了“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因而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比父亲的职业地位更能够决定子女教育资本的获得。
四、中国人就业单位部门的决定因素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人如果能工作于所有制性质较高的“核心经济部门”——比如说全民单位，那么，其从工作单位获得的住房及其他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都会高于集体单位和农村。所以，代际和代内社会流动的趋向，一方面表现为从农民向集体工、再向全民工和干部的流动；另外一方面也表现为从集体单位向行政级别较低的全民单位再向行政级别较高的全民单位的流动。
1.初职就业单位部门
为我们所标定的后致性变量———“受教育程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多能够对个人能否到全民单位工作发挥显著影响。但在1977—1991年这个时段却是个例外，大约是受了“子女顶替”政策的影响。因为在“文革后”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全民单位工作的那些人中，有很多人以子女顶替自己为条件而退休了。因而，这一时期父亲在全民单位工作的那些孩子们初职进入全民单位的发生比非常高（Exp （B ）＝14.07），这预示着与“父亲在非全民非集体单位工作”的那些人相比，“父亲在全民单位工作”的那些人有更高的概率进入全民单位。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所谓“单位制”的影响。一个企业或单位，如果父母亲在这里工作，那么，其通过多种关系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这一单位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但在1992—2001年这个时段，由于国有企业的亏损，也由于企业减员增效战略的实施，“父亲在全民单位工作”的影响力就不具统计推断意义了。
2.现职就业单位部门决定
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现职是否仍然在全民单位的取决因素，主要在于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和“父亲在全民单位”。那些取得了“中专及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更易于进入全民单位工作。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取得了“中专及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那些人，也比取得了“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那些人易于进入全民单位工作。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文革”时期，即在1966—1977年这个时段，“14岁时父亲单位部门”对子女进入全民单位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曾经使这一时期的很多城市青年走向了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但在他们更换工作的过程中，那些在全民单位工作的父母亲，还是这样或那样地帮助了自己的子女，使其也进入了全民单位，从而规避了沦落为农民的危险。
从家庭阶级出身来说，在1957—1965、1966—1977年这两个时段，那些“出身好”———出身于工农和干部家庭———的子女，更易于进入到国有单位工作。但在1949—1956年这个时段，出身工农和干部军人家庭的子女，进入全民或国有单位工作的统计显著性却并不存在。改革以来，这种显著性也消失了。这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估计：虽然“有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在建国初期（1949—1965年）获得了相对较高的教育资本，但在1957年到1977年这一长达20年的历史时期，却遭受了相对较多的就业歧视，不能更多地进入全民或国有这样的核心部门工作。如果说在建国之初的1949—1956年时段，其还可以通过进入非国有部门取得相对较高的初职职业地位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其获得较高初职地位的可能性也就被制度性地消除了。但出身较好的那些子女，则能够借助国家政策的帮助，在1957—1977年这个长达20年的历史时期，
第四，从性别上来说，除1957—1965年和1992—2001年这两个时段之外，女性的初职职业地位似乎要高于男性。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会由于自己性别的影响而在初职职业地位的获得上占据某种程度的优势。这可能导源于社会就业政策对女性的某种照顾，即在对某些强体力工作或脏乱差工作的安排上，相对照顾了女性的性别特征，不安排其到这些岗位就业。但在1992年之后，伴随就业环境竞争压力的增加，女性的这种优势就消失了。
第五，城乡壁垒的制度设置———户口制度，长期以来都影响着中国人职业地位的获得。
由此分析可以看出，在对子女初职地位获得发生影响的先赋性因素中，来自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等），在改革以来具有统计影响意义。
三、中国人教育地位的获得
教育是一个比较恒定地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起干预作用的变量。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这个变量的作用幅度有所变化，但教育获得的高低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推断却一直成立。在布劳—邓肯研究社会地位获得的初始模型中，教育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就起着最重要的支持作用。所以，考察教育获得的代际传承，有利于我们理解社会流动的主要脉络。通过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建国以来中国人教育获得的高低，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段，都深受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也就是说，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人们获得的教育文凭也就越高，其所积累的教育资本或人力资本就越高。具体如下。
第一，在1949—1956年时段，“父亲的教育水平”这个先赋性因素虽不显著，但“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却极其显著。
第二，1957—1965年，在新政权稳定之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就增强了。那些父亲接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也使自己的子女增加了教育资本。“家庭阶级成份”也还显著，但其显著性水平减弱了。这表明1949年以前的那些“有产阶级”家庭的教育传承优势，正在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形成和稳定过程中逐渐消退。
第三，在1966—1977年时段，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有了很大的增强，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的解释力则有所下降。
第四，在1978—1991年时段，“父亲受教育水平”的作用力，较“文革”时期有所提高。不仅如此，“父亲受教育水平”这一因素对“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力，也在1978年以后超过了“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的影响力。这预示着“受教育水平”较高、但“职业地位”相对较低的那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传承，为子女创造比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使子女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
第五，在1992—2001年这个时段表现的统计趋势，基本与1978—1991年时段相同。综合分析中国人的教育获得情况，我们可以看出：“14岁时的居住地点”一直是一个极其显著的变量。这说明越是在远离城市的地区、乡村，同期群的孩子们获得的教育文凭就越低；而越是在大城市的出生同期群，孩子们获得的教育文凭就越高。
第六，性别之间的统计分析还显示，在各个历史时段，男性都较女性获得了较多的教育机会及结果。这表明，中国人的性别歧视状况是存在的。在家庭教育策略中，人们会更多地“安排”自己的儿子获得较高的“受教育水平”。直到90年代以后，男性的这种性别优势才在9年义务制教育的大力推行中基本消失（当然也存在计划生育所导致的家庭子女数迅速减少这个因素的影响）。
综合比较“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和“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两个先赋性因素对子女教育资本获得的影响权重，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这两个值的高低有很大波动，但基本趋势为：在“文革”以后，“父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资本获得的影响力超过了“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因而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以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比父亲的职业地位更能够决定子女教育资本的获得。
四、中国人就业单位部门的决定因素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人如果能工作于所有制性质较高的“核心经济部门”——比如说全民单位，那么，其从工作单位获得的住房及其他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都会高于集体单位和农村。所以，代际和代内社会流动的趋向，一方面表现为从农民向集体工、再向全民工和干部的流动；另外一方面也表现为从集体单位向行政级别较低的全民单位再向行政级别较高的全民单位的流动。
1.初职就业单位部门
为我们所标定的后致性变量———“受教育程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多能够对个人能否到全民单位工作发挥显著影响。但在1977—1991年这个时段却是个例外，大约是受了“子女顶替”政策的影响。因为在“文革后”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全民单位工作的那些人中，有很多人以子女顶替自己为条件而退休了。因而，这一时期父亲在全民单位工作的那些孩子们初职进入全民单位的发生比非常高（Exp （B ）＝14.07），这预示着与“父亲在非全民非集体单位工作”的那些人相比，“父亲在全民单位工作”的那些人有更高的概率进入全民单位。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所谓“单位制”的影响。一个企业或单位，如果父母亲在这里工作，那么，其通过多种关系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这一单位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但在1992—2001年这个时段，由于国有企业的亏损，也由于企业减员增效战略的实施，“父亲在全民单位工作”的影响力就不具统计推断意义了。
2.现职就业单位部门决定
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现职是否仍然在全民单位的取决因素，主要在于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和“父亲在全民单位”。那些取得了“中专及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更易于进入全民单位工作。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取得了“中专及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那些人，也比取得了“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那些人易于进入全民单位工作。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文革”时期，即在1966—1977年这个时段，“14岁时父亲单位部门”对子女进入全民单位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曾经使这一时期的很多城市青年走向了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但在他们更换工作的过程中，那些在全民单位工作的父母亲，还是这样或那样地帮助了自己的子女，使其也进入了全民单位，从而规避了沦落为农民的危险。
从家庭阶级出身来说，在1957—1965、1966—1977年这两个时段，那些“出身好”———出身于工农和干部家庭———的子女，更易于进入到国有单位工作。但在1949—1956年这个时段，出身工农和干部军人家庭的子女，进入全民或国有单位工作的统计显著性却并不存在。改革以来，这种显著性也消失了。这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估计：虽然“有产阶级”家庭的子女，在建国初期（1949—1965年）获得了相对较高的教育资本，但在1957年到1977年这一长达20年的历史时期，却遭受了相对较多的就业歧视，不能更多地进入全民或国有这样的核心部门工作。如果说在建国之初的1949—1956年时段，其还可以通过进入非国有部门取得相对较高的初职职业地位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其获得较高初职地位的可能性也就被制度性地消除了。但出身较好的那些子女，则能够借助国家政策的帮助，在1957—1977年这个长达20年的历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