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较多的机会，进入全民单位。

　　综合分析，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49—1956年时段的建国初期，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进入全民单位就业，主要在于自己获得过较高的教育文凭。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父亲的职业地位”、“父亲的单位部门”与“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共同成为影响人们进入全民单位的主要指标。而比较各个时段这三个自变量值发生比的大小还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之后，来自于父亲单位部门的影响开始减弱，而自己“受教育程度”的作用力则有所加强。伴随国有企业的亏损和减员，也伴随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务员进入标准的改变，大学生由干部分配制转变为毕业就业制，教育资本与考试就成为就业竞争中最主要的先决因素。

　五、中国人现职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

　　在职业生涯中，人们的初职地位、受教育程度，以及父亲的职业地位等，对本人现职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每一个分析现职职业地位获得的模型，都不能缺少这几项变量。但是，在不同的理论假设和不同调查取样背景下，增加或减少某些变量就对模型确定系数的变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行户籍制度以来，城乡壁垒不仅对人口的地域流动形成限制，而且对人们职业地位的升迁造成严重影响。综合分析各模型，可以发现：第一，这里的结果，基本与布劳—邓肯所发现的美国人的职业流动和地位获得状况相似，从包含有“全部案例”的模型可以看出，“14岁时父亲职业地位”对中国社会成员现职（终职）地位的获得，有着显著而微弱的直接影响。虽然在有些时段，这种影响并不具统计推断意义，例如，对1957—1965年获得现职的同期群来说，其系数就不显著。但这个历史时段比较特殊。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不但给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造成过严重创伤，而且使原来过分膨胀的非农人口大幅缩水。统计数据表明，大跃进后全国吃商品粮人口的精简，使城镇人口从1961年到1963年6月共减少2800万人，这严重影响了该时期正常的社会流动。这一时期的“反右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因为父亲是“右派”的那些人，在现职职业地位的获得中，也多多少少地受到了不利影响。另外，在“文革”时期，子女现职（终职）社会地位获得中来自于父亲的影响作用，却显著了起来。这说明，虽然在初值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由于当时推行的政策性因素的影响，父亲的“贡献”作用没有显示出来，但经过职业转换或工作调动等，居于较高社会地位的父亲（或母亲等），还是有效地帮助了自己的子女，使其在现职（终职）地位获得中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维持了他们阶层地位的代际继承性，也再生产了社会的层阶化结构。

　　第二，家庭的阶级成分，在“文革”时期显示出了统计显著性。

　　第三，“户口”、“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和“自己的初职地位”、“自己的现职单位部门”是5个极其显著地决定中国人现职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变量。一般来说，有城市户口者获得的现职职业地位高于被农村户口所限定的人员；教育资本较高的就业者获得的职业地位高于教育资本较低者；党员的职业地位高于非党员；初职职业地位高的那些人更能够流动到较高的职位；而就业单位部门则更具历史时变性，因为在1992年之后，在全民单位就业的那些人的现职职业地位，就并不必然地高于在非全民单位就业的那些人。虽然“公务员”仍然是大学生们极力追求的工作，但从总体上来说，国有部门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大学生当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到体制外就业，从而形成1992年之后的所谓外资企业中的“高级白领”，或最近一个时期媒体经常谈论的所谓“具有小资情调”的阶层。

　　第四，在1991年之前，“现职单位部门”对个人现职职业地位起着正向支持作用，即那些在全民单位工作的人员，比在非全民单位工作的人员的社会地位要高。但在1992年之后，“现职单位部门”对职业地位获得的解释方向发生了转变，那些在全民单位工作的人，反而降低了职业地位。另外，伴随外资企业高级白领与私营老板社会地位的上升，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和地位却有所下降。所以，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才开始大规模流失。现在的趋势是：在职业地位的获得过程中，一方面是单位级别的重要性在下降，另外一方面也是经济所有制中公有制的重要性在下降。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一直是一个层级化的社会，但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有所提高，各阶层的边界仍然需要进一步开放。本文的研究，不仅在于发现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型社会，而且还在于证明“父亲职业地位”仍然具有影响力———“先赋性因素具有显著性”。布劳—邓肯的工业化假设，在本研究中，被得到充分的证明，即只要工业化在进行，后致性因素对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将日益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第二，家庭对男女两性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主要影响，在于教育投资方面的差异。

　　第三，自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国民经济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共同发展，也伴随产业技术改造和知识性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教育资本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作用已变得越来越强烈；而国家机关招聘公务员考试制度的持续性贯彻，也会使官员阶层逐渐知识化。

　　第四，需要强调的是：户籍制度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对持农业户口人们的职业流动制造着负面影响，并在今天仍然限制着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城市，而不应该只是城市人的城市，农民有理由享受城市文明所带来的一切进步。废除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应该是改革中期阶段我们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另外，发展高中阶段的教育，建立学习型社会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怎样消除地区差异，缓解由于户口制度的壁垒而造成的中国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等，应该是社会公正原则下教育资源配置转向的题中之义。一个人不是因为学习不努力，而是因为出生在农村就必然受招生体制与高等教育的限制，从而使自己难以向上层社会流动，这是体制性制造的另外一个不公平。改革的取向，应当是打破这种不公平。由此而生的政策性建议是：国家有必要将9年义务制教育扩展到12年（在农村建立更多的高级中学）。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而不仅仅在城市）能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那么，不仅会更快地增加国人的人力资本，而且还会通过生产过程而增加企业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