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测、辨析和重申我们中国新左的一些最基本立场框架

　　四月里，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既然自称很了解新左，谈了那么多的新左，那么你就专门去给我们反新左算了。听得我气昏过去。原来，新左在中国已如此名誉扫地，我这样的草根新左，反被看作反新左了，黑白颠倒了！我必须从基层站出来，说清楚自己和其他的坚定的新左们一向坚持的共同的基本立场，让大家来识别它们，来测试我们新左的说服力，看看它如何能为中国的当下和今后的各种解放、各种改革、各种前途出一份不可或缺的力，也让大家看清某些脑筋急转弯式的新左这一向已唱出了什么闹剧。　　

一、　　

　　新左不是指一帮人，而是指一组立场。　　

　　本人一向很着迷于新左立场，爱读新左作者，但还不能因此说就是新左派。因为象索雷尔、雷蒙.威廉斯、阿明、布迪厄、齐泽克他们也只是说坚持了新左里的一些什么什么立场，也不敢、可能也不愿称自己是新左派。他们可能不想人是左，身体也左，怕左成肉身，左成教条；或者是因为身边已多的是这样光喊着口号的新左，不想落进动不动签名、站队的那一路人的俗套。　　

　　可以回顾一下左派、新左派这样的词儿的用法的历史。既然是‘派’，它是不是较多地指某路动不动要签名要行动的政治活动分子，索雷尔、本雅明所说的主张无产阶级总罢工、或列宁的最薄弱环节里的革命的激左、或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式的正面的、建构式的全面暴力的党内左系（另如欧洲七十年代的种种、中国的王明路线、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康生路线、红色高棉等等）、党内分裂出来的某一路激进的反对派，如邓立群式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左（这种左我们有时也说是新左派的左，过时，不想理会现实的复杂，只炫耀自己的真诚和执着，有让人同情的成分，但仍是党内分裂出来的左派，不是一种独立负责的左派。），是新左思想家拉克洛所称的象特洛斯基那样的狂热新左教派，是不断重复着完全过时的语言，要将革命永远进行到底的马克思主义童子军？〖《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年，179页；另见《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1985年，52－4页〗　　

　　看一个人的左，我们要分清他是思想立场上的左，政治行动上的左，还是理论上的左，哲学上的左、认识论上的左；是观念上的左，还是政治选择上的左；是与别人一块儿左，还一个人自个儿去左；是左给人看，左着秀，还是顶着逆流，勇敢地去左。　　

　　知识左派这个说法仍是有点含糊。知识分子式的左，还说得过去。在学术研究上的左？那可能是有问题的。雷蒙.威廉斯这样的学术上的左，是一种特权下的学术之左，在他的年代里，他的‘左’本身成了一种学术价值。他可以写得既象散文、回忆录，又象评论、谈话，他不需要考虑文类的限制，不考虑理论、思想、实践之间的区别，甚至不考虑学科之间的界限，他的写作只是为了左。在他所在的上下文，他只要坚持自己的左，就已是很大的战绩了。文化研究据说是从他那儿始，也继承了这种特权感，是学术之左的一个反映，但认识论上、本体论上的牵带，常常也就反思和辩护得不够（‘后理论’、认知派和新历史主义当前正在向它反扑：文化研究有称职的工具来反击全球资本主义？抑或它终究也只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最终表达？齐泽克认为文化研究毫不犹豫地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了本体论预设，却从一开始就逃避着本体论辩护，落好还卖乖，等事情搞大了，回头看，基础还未打实，却已有那么多的透支。〖《谁在说集权主义来着？》，2001年，最后一章〗）。　　

　　文化研究继承了我们新左的管得宽的风格，它有马克思主义的很基本的关怀：‘经济基础的各种变化迟早总会导致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的转变。……正如我们不能凭着一个人如何来想关于他自己的事来判断他，我们也无法用一个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样一个转变着的时代，相反，这一意识必须通过物质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来加以解释，通过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来加以说明’。〖《政治经济学导论，英文版，莫斯科，20－1页》〗关注物质生活中的矛盾，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这是文化研究这一路学术新左的核心工作。文化研究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人的学术之左能如何表达在政治和文化批判上，政治左派和文化左派的如何真实地分流。文化研究安顿了大量学术新左和知识新左。在测试一个人的‘左’时，我们必须认清学术之左、思想之左、政治之左、行动之左之间的距离。我们要警惕有些人在学术新左、思想新左、政治新左、行动新左之间相互推诿。

　　我们的社会永远需要新左，我们人类的集体命运、正在到来的各种激进民主、全球民主都需要新左。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齐泽克、拉克洛这样的最近涌现的新左已没有具体的政治目标和行动计划，并且怀疑人类到现在为止提出过的所有解放计划。他们认为，我们所坚持的‘左’，是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抵抗位置，是我们用来对付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之种种专制形式的一些移动的角度（巴特勒这样的性别主义者和女权主义左派还使我们看到，即使是社会中的这些抵抗位置，也在结构上先天地男权中心、法律中心、现实中心，也需要往复的反思式批判之后，才能对女性和各种上受压抑的群体真正开放。任何一个主体背后都有那么一段被压抑的历史、无意识， 人类(mankind) 背后压抑着着一种womankind，一种Weiblichkeit，女性总是只能通过男性的声音才能说话或反抗，总是最终自觉地站到了男性人位置上。左派的批判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通过批判使这些主体位置对所有个人开放。〖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27－40页〗）。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里，人类的集体命运、最终解放总成为一种‘缺’、‘空’、‘不在场’，没有一个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可将此据为自己的特权。新左将它看成是一种结构性的、构成性的‘缺’，但仍是人类想象和象征秩序里不可或缺的一种‘缺’，一种我们十分感到其存在的缺，给我们带来、担保了意义的缺。当代思想传统里只有新左还在捍卫这种缺。启蒙、革命、改革的许诺永远是还差那么几步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人类身上捅出的最深的伤疤至今未能愈合，资本主义式自由民主永远到不了完美的地步，无产阶级革命甚至都从未真正开始过，民族革命的胜利反而不幸地为政党和国家的专制打开大门，民族国家一讲改革开放，就象‘人民’推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金字塔结构，革命后的民族于是最终仍交由无产阶级社会中由国家所抬举的‘新资产阶级’（比如被鼓励来入党的私企资产阶级）来统治，旧的解放还未完成，新的苦难又已形成、到来。　　

　　新左在当代无法说从社会问题到人类未来命运的这一摊都由我们来全包，但它指出了这种政治行动者主体中的永远的缺、人类集体命运中的永远的缺，指出了我们应如何利用这种缺，使它成为我们追求更激进、更彻底的民主、更开放的人类命运的一种动力。　　

　　我们新左，实际上是所有的左派，都不应在思想上太刻意分出中国、外国，文化上的交互性是低于新左的人类解放全盘计划、对人类的集体命运的筹划的。〖见下文对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评 论〗并没有一个各国左派的分类册。卢森堡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左倾会加剧本来就不够团结的各国左派和无产阶级团体之间的磨擦，影响共同的解放事业。佩里.安德森不知道是不是算新左，但他是各国左派特产和标本的鉴赏和收藏人士，他象收集蝴蝶标本那样地收集各民族的各类左派，放进他的夹页。他的Mapping the West European Left和A Zone of Engag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