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左派、中国特色的左派想在世界民主伦理之外另搞一套，在历史上已出过很多闹剧，足以引起我们今天的警惕。我们中国与印度、穆斯林的联合，曾落进了西方人我们所设的东方主义圈套（甚至是苏联当时给我们设下的东方主义圈套），我们等于是自己往他们设好的套子里钻，我们用一种中心论去反对了另一种中心论。我们赞助个半死的亚非拉不结盟运动，也是这么个东方主义怪物，一开始就从内部开始痪散，从来没有被扶起来过（罗蒂：反种族中心论从来没有成功过，或许我们从策略上讲，应成为anti-anti-ethnocentrist，反而更实际和有效？）。我们的抵抗从此必须以不落入西方中心论的各种陷阱为底限。
现在虽到了必须认真对待‘进步的政治主体’的普遍性的问题了，但当务之急仍是让我们先反对新左中的激进民族 主义倾向。反民族主义最彻底都不过分，因为我们总在天性上就容易懒上民族主义。哪怕我们想保留一些民族主义成分，我们也必须通过反对它来使这些成份保持健康。
E 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与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
最近的斯特劳斯热，我们对于智贤和哲学王之适逢其时的统治的向往，反映了大家对于革命群众、无产阶级、进步的生产力、领导阶级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和协同性失去了信心。人民与领袖的关系由葛兰西所指出的一个主导阶级、霸权阶级认准一个具体、特殊的目标，使其普遍地实现，用其普遍性来超越其特殊性，具体地说就是由产业无产阶级带动的领导革命群众，或由革命知识分子发动广大农民这样的解放程序，退回到了我们现在愿意津 津 乐道的柏拉图式的哲学王的英明领导：普遍性是一切意义之基础，普遍性不是从外部争取来，而是根源之充满，是将这种无需论证的普遍性表达到一切社会组织中。人民和群众再不需要交往、争夺和斗争。统治和霸权成为一个知识问题，掌握绝对知识的人，也就是哲学家，才有权来统治，如果哲学家不愿意来统治，那么，他们就通过教导和帮助明君的统治，来实现其为大众选择的政治理想。
以上是我们在哲学王式的统治和‘先进阶级’的霸权式统治之间的摇摆。拉克洛还要我们警惕在霸权问题上的四种统治形式之间的此起彼落问题。上面两种统治形式的对立，是较容易看出的。霍布斯式的社群秩序的确保者，君主，和黑格尔的理性化身式的立宪君主，也是我们下意识里挥之不去的被统治意结。
霍布斯的‘motall God’，也就是君主的统治，只是共同体为了强加秩序的必需而设；他对于统治者强加一种什么内容的秩序，并不不关注。黑格尔则将共同体看作是一个个体，一个有机体（比如他说民族就是语言，民族生活于语言中、语言是人民的伦理实体等等，就隐含这样的看法），一个整体。君主代表的是理性的总体，他的产生因此不能通过选举，只能通过继承。用他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话说是‘精神是骨头’，是民族的骨头，必须用一个继承式的立宪君主来保证精神在人民中间的传承。〖《各种解放》，同上，61－3页〗这四种领导和统治形式在我们今后的共同的世界政治里会一再萦绕于我们的脑中，会纠缠于中国的未来的民主改革的始终。
我们中国新左必须现实地承认，对我们未来的各种政治力量的‘领导’，中国人民在未来的自己统治自己的形式，可能只能在这四种成份的调和中产生。无论从全球化，从世界共同的政治空间、共同的世界民主伦理的角度看去，中国的未来政治民主，还是一块处女地，也正因此，世界在其上面押着空前的赌注。我们新左必须在这事儿上拿出说服力来。
F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群众、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 新左如何公正地行动？新左知识分子如何达到和利用自己的有机性？
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想在社会中促成一组活动的有机组合。这样看，王海倒也很象个有机知识分子。考斯基说社会主义不是自发地从劳动阶级里兴起，而是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引入（毛泽东叫它‘发动’）。有机知识分子如此引入的是一种‘有机意识形态’，也就是一种有机知识分子抢过来说，替人家说，让人跟着说的东西。这种天然的‘有机’，常常掩盖着知识分子对于其所说的革命现实的独占式理解、与革命群众的‘有机关系’的僭妄。有机知识分子常常忘了他们对现实和群众处境的理解，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的同情，也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下的人道主义，他们的行动如不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也总是对主导意识形态的一种接力，‘使人与他的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安排得对统治阶级有利’。〖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同上，221－36页〗
知识分子其实只能以其话语来影响集体身份和集体实践，他们的作用是创造出一些新的语言来。他们的权力和实践是话语式的。有机知识分子创造出一些有机意识形态来，来将破碎的、分散的社会因素吸收到一些新有解放计划中去。有机知识分子创造的有机意识形态内在地是实用和实际的，但也会混进他们的视域层面里的神话和乌托邦因素。〖拉克洛，《我》，同上，195－6页；《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同上，159－71页〗
布迪厄所说的trahison des clercs（祭司对信众的出卖）, 是那些最后总是出卖了群众的高喊着关心、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为革命阶级造成了苦难，自己也落入他们以为能避开的苦难，这是我们现在看去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延安和文革体验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因此先天就在劳动阶级面前带着一份卑怯和负疚感。
知识分子里的左派是那些要瓦解和砸烂自己的种姓的知识分子。新左知识分了应比别的知识分子更明白：真理也是民主的。上帝死，各种关于拯救的意识形态亡，知识高僧的无人问津，是很大的好事。我们这不就可以让每一个男人女人充分去担当他们自己的偶然性和自己的命运的责任？
G 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的激进民主，抵抗政治与日常生活政治之间的关系
《帝国》一书是一本实用主义地、客观上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美国的世界警察式的干预政策辩护的书，其一些立场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新左们形同水火。
它写得象《第三次浪潮》那样地浮夸和乐观，又是典型的博士论文腔调。里面组合了各种来源混乱、有时相互矛盾的观点。法国《新观察家》将作者们看作‘互联网时代的两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外交评论》说它是‘溜溜儿的新马克思主义眼光’－－这几句话是封底的几句广告词。西方媒体里也有炒作，上面两个评价据我比较其实并不与作者们的立场一致，只是吆喝而已。
我认为我们中国新左如果认为有必要理会这本书，可以将它所主题化的东西看作我们进一步思考自己的问题的背景。由于其立场的芜杂，我们用不着对作者们的单个观点都很认真。我们只将其立场看作我们的语义材料，将整本书当作一个语义空间就可以。
下面我抽出这本书里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左派的批判和杂众（the multitude）的国际联合两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