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还是“保守”？——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争论的回顾与反思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摘要：“保守与激进”之争是9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个中心话题之一。论战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是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80年代末至今，旷日持久，争论却依然不休。取得的主要成绩有二：一是认识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呼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走出来，使得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现实语境中达到某种均衡性。二是在认同本国传统可以创造性转化的同时，意识到：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或许更需要激进思想的激励，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意识。从现代性的坐标来看，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处在保守主义的笼罩之下。
关键词：“保守与激进”之争；社会思潮；发展模式
“保守与激进”之争是9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个中心话题之一。从80年代末至今，旷日持久，争论却依然不休，没有定论。对这场论战时间、规模和深刻性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话题进行一个学术观察和反思是必要的。虽然已经有学者作了这方面的观察与反思[1]，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一步的观察和反思仍然有必要，本文的反思主要基于现代性的视野并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
一、“保守与激进”之争的历史回顾
争议主要源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阐释，直接发起人为海外华人学者林毓生和余英时。历史话题焦点为对“五四”和“文革”的理解及其关联性。1979年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986年、198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初版（5万册数月内即售完）、增订再版（印数2万册），同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其论文集《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3]林毓生认为“五四”犯了“整体性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4]和“文化化约主义”（cultural reductionism）[5]的错误，这种错误本质上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有机式一元论思想模式”，是“受儒家强调‘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及思想力量与优先性的思想模式的影响所致”。[6]“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五四运动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7]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8]（讲演内容不久即传入国内）。余英时宣称：在近代中国，因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激进主义，只有变的程度不同。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9]“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radicalization）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10]1989年，余英时的著作《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一文。1991年7月在美国纽约召开了“中国重要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角色与贡献”学术会议，海外汉学家认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与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以及这一思想趋向所埋下的自我毁灭的种子”。[11]1992年4 月，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争鸣文章《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余英时也在《二十一世纪》同期发表申辩文章《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二十一世纪》从此成为“保守与激进”大规模、长时段论战的主要阵地。1993年，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文，全面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此后，激进与保守之争成为热点。《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还有陈炎对姜义华教授的访谈《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虽然争论本身最终不了了之，但九十年代大陆思想的主潮已由“激进”转向“保守”。2003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讨会。与会者认为，激进思潮与保守思潮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它们各自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特性。两种思潮都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宝贵财富，同时推进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12]算是对“激进与保守之争”作了初步的总结。
“保守与激进”之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是保守主义占主导，还是激进主义占主导？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有十种观点：其一，激进主义占主流；其二，保守主义占主流；其三，自由主义主流说；其四，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主流；其五，主张区别政治与文化不同层面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其六，“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连锁支配；其七，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制衡；其八，主张要具体分析，区别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九，对谁占主流不作界定。有的认为经验复杂，难以一概而定，有的认为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实验，难以界定；其十，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有共同的底线，都属于自由主义思想阵营。
关于第二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其一是，主张激进主义占主流的学者认为，从“五四”到“文革”，激进主义一脉贯穿，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其二是主张保守主义占主流的学者则认为，引发严重社会政治后果的恰恰是保守主义，而非激进主义；其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主张具体分析，反对把“文革”与“五四”挂钩，反对否定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革命运动；其四主张区别社会思潮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即区别“思变”与“事变”；其五，后果难以认定。
以下结合论战的实际对上述观点进行梳理和观察。
二、对余英时与姜义华的论争的观察与批评
余英时与姜义华的论争揭开了“保守与激进”大规模、长时段论战的序幕。可以说是“保守与激进”由“论争”发展到“论战”的导火索。两位先生的论争对于观察和反思这场学术论战也具有典型性，因为此后的论争基本是对于二者的回应和深化。因而，我们首先需要解剖“余姜论争”。
余英时设定保守和激进的坐标是“相对于现状”，“最简单地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13]他认为，在近代中国，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激进主义，只有变的程度不同。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主张渐变，或变得少一点，主张保留一点中国文化基础的人，往往就被人看为保守主义者。[14]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为激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15]与近代西方或日本相比较，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显然是走得太远了，[16]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中国思想的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地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传统当作一种客观对象加以冷静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真正做到。[17]
余英时举历史事实为例，认为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社会一直由激进主义主导。保守主义居于绝对的弱势。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保守和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变法运动是近代思想上激进与保守对垒的开始。康有为认为枝枝节节的改变是没有用的，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基本的怀疑，于是提出了“全变”、“速变”的主张。自从康梁要求“全变”、“速变”以来，这个“变”便没有一个
关键词：“保守与激进”之争；社会思潮；发展模式
“保守与激进”之争是9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个中心话题之一。从80年代末至今，旷日持久，争论却依然不休，没有定论。对这场论战时间、规模和深刻性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话题进行一个学术观察和反思是必要的。虽然已经有学者作了这方面的观察与反思[1]，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一步的观察和反思仍然有必要，本文的反思主要基于现代性的视野并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
一、“保守与激进”之争的历史回顾
争议主要源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阐释，直接发起人为海外华人学者林毓生和余英时。历史话题焦点为对“五四”和“文革”的理解及其关联性。1979年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986年、198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初版（5万册数月内即售完）、增订再版（印数2万册），同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其论文集《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3]林毓生认为“五四”犯了“整体性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4]和“文化化约主义”（cultural reductionism）[5]的错误，这种错误本质上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有机式一元论思想模式”，是“受儒家强调‘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及思想力量与优先性的思想模式的影响所致”。[6]“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五四运动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7]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8]（讲演内容不久即传入国内）。余英时宣称：在近代中国，因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激进主义，只有变的程度不同。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9]“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radicalization）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10]1989年，余英时的著作《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一文。1991年7月在美国纽约召开了“中国重要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角色与贡献”学术会议，海外汉学家认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与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以及这一思想趋向所埋下的自我毁灭的种子”。[11]1992年4 月，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争鸣文章《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余英时也在《二十一世纪》同期发表申辩文章《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二十一世纪》从此成为“保守与激进”大规模、长时段论战的主要阵地。1993年，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文，全面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此后，激进与保守之争成为热点。《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还有陈炎对姜义华教授的访谈《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虽然争论本身最终不了了之，但九十年代大陆思想的主潮已由“激进”转向“保守”。2003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讨会。与会者认为，激进思潮与保守思潮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它们各自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特性。两种思潮都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宝贵财富，同时推进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12]算是对“激进与保守之争”作了初步的总结。
“保守与激进”之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是保守主义占主导，还是激进主义占主导？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有十种观点：其一，激进主义占主流；其二，保守主义占主流；其三，自由主义主流说；其四，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主流；其五，主张区别政治与文化不同层面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其六，“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连锁支配；其七，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制衡；其八，主张要具体分析，区别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九，对谁占主流不作界定。有的认为经验复杂，难以一概而定，有的认为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实验，难以界定；其十，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有共同的底线，都属于自由主义思想阵营。
关于第二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其一是，主张激进主义占主流的学者认为，从“五四”到“文革”，激进主义一脉贯穿，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其二是主张保守主义占主流的学者则认为，引发严重社会政治后果的恰恰是保守主义，而非激进主义；其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主张具体分析，反对把“文革”与“五四”挂钩，反对否定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革命运动；其四主张区别社会思潮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即区别“思变”与“事变”；其五，后果难以认定。
以下结合论战的实际对上述观点进行梳理和观察。
二、对余英时与姜义华的论争的观察与批评
余英时与姜义华的论争揭开了“保守与激进”大规模、长时段论战的序幕。可以说是“保守与激进”由“论争”发展到“论战”的导火索。两位先生的论争对于观察和反思这场学术论战也具有典型性，因为此后的论争基本是对于二者的回应和深化。因而，我们首先需要解剖“余姜论争”。
余英时设定保守和激进的坐标是“相对于现状”，“最简单地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13]他认为，在近代中国，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激进主义，只有变的程度不同。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主张渐变，或变得少一点，主张保留一点中国文化基础的人，往往就被人看为保守主义者。[14]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为激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15]与近代西方或日本相比较，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显然是走得太远了，[16]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中国思想的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地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传统当作一种客观对象加以冷静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真正做到。[17]
余英时举历史事实为例，认为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社会一直由激进主义主导。保守主义居于绝对的弱势。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保守和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变法运动是近代思想上激进与保守对垒的开始。康有为认为枝枝节节的改变是没有用的，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基本的怀疑，于是提出了“全变”、“速变”的主张。自从康梁要求“全变”、“速变”以来，这个“变”便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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