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学术界在讨论或研究文化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时，存在着一种褒保守、贬激进的倾向。主要是受民族文化情绪的影响导致评价标准的错位，郑大华认为是以“学理的和道德的标准”取代了“历史的标准”的结果。[87]
通过以上的观察和思考，我们还有必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其一，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该如何界定？能不能够离开中国的现代化实际来界定？能不能够静态地、非历史地、抽象地去争论保守与激进的问题？
其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关系实际如何？就中国现代化程度而言，三种思潮谁占主导地位？人们应该如何准确把握和正确对待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思潮？
其三，为什么学术界会出现旷日持久、席卷全国和各学科的“激进与保守之争”？其背后的非学术因素是什么？学术界应该如何做到“学术独立”？
其四，从“激进与保守之争”来看，海外华人学术界以及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影响如何？对这种影响如何评价？
参考文献：
[1] 参考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s May Fourth Era.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3] 据单世联观察，国内学者首先对林著作出回应的，是王元化和袁伟时。1988年12月，王元化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传统与反传统》，对现代中国是不是存在一个“全盘性反传统”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五四”主要反对儒家的“吃人礼教”，而儒家并非传统思想的唯一代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领袖人物都并没有全盘反传统的问题，甚至对于儒家也未进行更全面的批判。“文革”固然把封资修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其本质正是封建主义的复辟。林毓生的理论图式不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袁伟时在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五四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五四怨曲试析》一文与林毓生先生商榷，重新肯定“五四”科学与民主的立场。载单世联：《话到沧桑句便工——袁伟时与现代思想史》，《南方都市报》1998年11月8日。
[4]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5页。
[5]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94页。
[6]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79页。
[7]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订本，第292页。
[8] 朱学勤称之为“九十年代时风变换的权威文本之一”，“保守主义思潮的权威性学理”。并认为大陆学界大约在一九八九年以后流传他的这一观点，一时应者云集。载朱学勤：《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第9期。
[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该文收入大陆出版的多种文献之中，如许纪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等。
[10]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1页。
[11] 陈晓明：《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10页。
[12] 法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2月9日。
[1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0页。
[1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0页。
[1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
[16] 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1991）一文也谈到：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的“保守主义者”，从所谓中体西用论、中国本位文化论、到全盘西化论、马列主义，基本取向都是“变“，所不同的仅在“变”多少、怎么“变“以及“变”的速度而已。因此接近全变、速变、暴变一端的是所谓“激进派”，而接近渐变、缓变一端的则成了“保守派”。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39页。
[17]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9页。
[18]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3、195、197页。
[1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0、211页。
[20]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6——198页。
[2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3、195、197页。
[2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2页。
[2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5页。
[2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9页。
[2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
[26] 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
[27] 姜义华、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
[28] 姜义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68页。
[29] 姜义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和平革命与新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96页。
[30] 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3——45页。
[31] 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李泽厚的“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大哗”，李锦全《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和陈小雅《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等文章对李的观点和学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当时立宪派不可能逼清政府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辛亥革命是客观形势使然。辛亥革命也未必必然带来军阀混战。对于革命的历史作用要具体分析。
[32] 陈来：《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第1期（创刊号）。
[33] 陈平原《史家的位置》，《读书》1992年第7期。
[34] 萧功秦：《近代思想史上的“主义与问题”之争的再思考》，《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142页。
[35] 马勇：《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和困厄》，《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36]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269页。
[37] 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载《顾准日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38] 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1页。
[39] 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37、38、40页。
[40] 郑大华：《辩证看待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41] 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25、430、436页。
[42] 汪荣祖：《激进与保守赘言》，《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6期。
[43] 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