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口号所代表的思潮，正是使中国现代与传统文化断裂达七八十年之久的始作俑者。[57]郑敏则从反思白话文运动人手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提出了严厉批判。她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偏激”历史情绪的产物，“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其走向“是对汉语的母语本质进行绝对的否定”。她甚至将“白话文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认为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二者都是将传统与革新看成二元对抗的矛盾，因此认为只有打倒传统才能革新”。[58]罗志田认为，五四人的激烈反传统，至少部分是有意以西方为本位的结果而不全是传统压迫的结果。五四人接受了近代西方必破而后立的取向。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新即是善，旧即是恶；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对“新”的崇拜既因传统的崩散而起，又同时助长了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张。[59]胡国亨认为，五四运动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态度，彻底地摧毁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问题，中国民族会渐渐丧失其内部的凝聚力，我们便会面对逐步分离解体的危险。有朝一日中国若遭此大难，五四实难辞其咎。并进而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来，五四功不补过，应是不争的事实。”[60]
      其二是主张保守主义占主流的学者则认为，引发严重社会政治后果的恰恰是保守主义，而非激进主义。中国百年变革不断受阻的真正原因正是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姜义华先生正是这一观点的著名代表。
     其三，针对具体历史事实进行辨析。不承认“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激进”的“糟糕”行为；不同意“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是“全盘反传统”；反对把“文革”与“五四”挂钩。1988年12月，王元化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传统与反传统》，对现代中国是不是存在一个“全盘性反传统”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五四”主要反对儒家的“吃人礼教”，而儒家并非传统思想的唯一代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领袖人物也并没有全盘反传统的问题，甚至对于儒家也未进行更全面的批判。“文革”固然把“封资修”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其本质正是封建主义的复辟。袁伟时在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五四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五四怨曲试析》一文与林毓生先生商榷，重新肯定“五四”科学与民主的立场。[61]他反对新文化运动要对政治激进主义负责的说法。认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盘性反传统”；其形式也完全采用思想文化批评和学术讨论的形式；并且只是以前思想观念变革过程的延伸而已。新文化运动是“文化繁荣”，不是“灾难”。政治激进主义思潮泛滥另有其因。头一条不应忘记的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的是宽容和多元并立的精神。最根本的是没有建立化解激进的适当的制度。只有从制度着眼才能找到激进思潮在中国泛滥的根本原因。[62]严家炎反对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叫做“全盘反传统”，并考证出“五四”当年并没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认为“五四”有“五四”的问题，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文革与“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文革”是“五四”对立面成分的回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63]陈少明把“五四”同“文革”联系起来的思路，认为以激进主义为线索把“五四”同“文革”联系起来只具形式上的意义，它掩盖了某些实质性的差异。“五四”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只是要求文化的急剧转换。“文革”的对象几乎包括一切文化，可以说是反文化。“文革”的根源在社会政治理念，与“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没多大关系。[64]郑大华、贾小叶批评一些反“激进主义”学者对“五四”的种种批判，或过于偏激，缺乏严肃冷静的理性思考；或有悖史实，缺乏历史主义准则，尤其是将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失序都归罪于“五四”，并将“文革”与“五四”相提并论，让“五四”对“文革”负责，这不符合历史事实。[65]耿云志强调，把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简单地归结为激进主义是错误的，它不是研究历史的结果，而是不研究历史的结果。今天人们谴责激进主义，是不懂历史的实在情形。戊戌、辛亥及五四时期的激进主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66]王东指出，“打倒孔家店”并非是五四运动的口号，“激进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刨新才是五四精神的主潮。”[67]严家炎不同意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认为在三个层面说都是不恰当的。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传统文化的全盘。第二，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全盘。第三，这种说法不承认即使在儒家思想内部本来就有非主流、反主流的成分存在。[68]张光芒虽然认为，“五四”与“文革”的确在表层上表现出了某种激进主义的相似性。然而，相似的“文化激进主义”的表象背后其实遮蔽着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中国特殊的超稳定社会文化结构的制约，中国长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意识与信仰观照，“五四”、“文革”由之各与“信仰”之间形成了某种“异化”却又是迥异的关联。[69]
     其四主张区别对待社会思潮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即区别“思变”与“事变”，二者未必有关。朱学勤是这一说法的倡议者，他提出“思变打不过事变”的看法。[70]“五四”是否应对后来的政治激进主义及其所带来的动乱负责。朱学勤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在大众中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当年《新青年》的发行量，最高时也不过一万五千份。其次，文化上的全盘反传统不一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比如胡适，他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者，但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发生了分化，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政治激进主义，但最初的数量其实并不多。再次，说到底，只要在整个社会存在着一种自由讨论的气氛，那么，无论是怎样偏激的学术派别都是无害的。在自由的争论中，偏激与谬误自然会慢慢化解，就算它们仍然存在，也不至于上升为主流，危害社会。[71]
     其五，后果难以认定。苏文认为“历史经验”并不能告诉我们是“保守主义”更好呢，还是“激进主义”更好。因为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它不可能重复，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因而在纯逻辑的意义上也就不可比较、不可选择。[72]
     “激进与保守之争”蔓延的原因有三：
     其一，政治经济转向。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加速进行，经济市场化改革造成社会更深刻的变化，加入WTO也使我国迅速融入全球化。“发展是硬道理”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整个社会经济意识凸显、政治意识淡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开始反思80年代的研究范式，探索新的研究范式，“革命范式”、“思想政治范式”逐渐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
     其二，思想自反。80年代“新启蒙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及其对“新启蒙主义”的反思，使得思想界弥漫着“保守主义”的情绪，“新儒学运动”和“新国学运动”激起了“新启蒙主义”的思想分化和思想反弹。
     其三，学术内理。以“保守主义”来批判“激进主义”的确有一定的学术内理需求。诚如朱学勤分析，余、林两位先生对五四的反省，能够受到大陆学界如此欢迎，首先自应归功于两位先生学理独到的客观价值，满足了大陆学界在思想风行十年以后必须补进学术的内部转换需要。[73]但是也要看到，以“保守主义”来批判“激进主义”不能推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中国现代化程度还很微弱，因而，所谓保守，往往就变成对传统的保守，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