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激进主义者。反之，一个思想文化取向上的激进主义者在文化取向上可能是保守主义者。造成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不完全一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过程所引起的传统之一元化网络结构的解体，导致了文化道德与政治秩序的分离，从而使得人们完全可以以一种纯粹文化的态度对中西文化取激进或保守的立场，而于其政治取向是否激进或保守了无关系。[40]
     其六是“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连锁支配论。王岳川认为，文化激进主义大抵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又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怀疑保留态度，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排斥多元开放的兼容模式，以一种狭隘心态去做激进乌托邦式的表演，希望以文化重建的方式建立新的理想秩序。其基本支配了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并影响了20世纪的文化进程和其发展的目标。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紧密相关。“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具有激进主义色彩。90年代，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激进”时代后，在经济大潮中，才逐渐出现了一种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现的“国学热”现象。[41]
     其七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制衡论。汪荣祖、陶东风、马克锋等人持这种看法。汪荣祖认为，强大的社会保守势力似乎很有效地牵制（不只制衡）了激进的思想趋向，而激进思想之挫折似乎使其愈趋于激进。若然，则近代中国思想趋向之激进，恰与社会势力之保守成正比。[42]陶东风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根本困境是：保守主义往往与民族主义相互勾连，为了维护传统文化而不惜背离自由的目的，而自由主义则常常走向狂躁的激进主义与彻底的反传统主义，使中国文化面临深刻的断裂，而且最终同样背离了自由的宗旨。二者的持续紧张与消长是贯穿20世纪中国始终的主线。[43]马克锋指出，近代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近代社会变动和进步过程中的孪生物和伴生体。二者在政治上相互制衡，思想上相互影响，文化上相互依存。其中既有斗争，又有妥协；既有矛盾，又有调和；既有分歧，也有契合。[44]
     其八是主张要具体分析，区别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少历史学者这样主张。陈晓明认为，学者们在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采取了“倒叙”历史的手法，“就某一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作为推论的起点，以此来推导八十年代、文革、现代乃至近代的‘思潮’线索。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偶然性、多元力量冲突相互作用的关系等等均被抹去。激进主义变成一贯无所不包的神话。设想80年代的文化思潮为“激进主义”主宰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80年代的“全盘西化”提倡者只是少数人，认同者极其有限。90年代国学全面兴起……是个保守性价值普遍盛行的时代。[45]
     其九是对谁占主流不作界定。有的认为经验复杂，难以一概而定，有的认为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实验，难以界定。刘桂生认为，“激进”中有“保守”成分；“保守”中有“激进”因素，“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之间也常常是交叉互见的。[46]陈其泰认为，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哪些是属于激进主张，或激进思潮？又有哪些是属于保守主张，或保守思潮？从研究者的使用来看，似乎是很宽泛的，包涵很广，其表现、性质、作用却大有不同，甚至是本质的不同。从有某种保守倾向，到顽固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反动），都称之为“保守”；从有某种高出平庸之见、带有激烈主张，到极左思想，都称之为“激进”。 近代许多著名人物，他们处在激烈变化的时代中，处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之下，其思想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如此的话，若不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作具体的分析，那是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的。[47]郑大华认为，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或前一时期的激进者到了后一时期可能成为保守者，如严复、梁启超；或前一时期的保守者到了后一时期可能成为激进者，如严既澄在五四时期赞同孔学复兴，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则主张全盘西化；或保守与激进同时交战于胸中，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同时，这种转化关系有时还表现为前一时期的激进思想或观念到了后一时期则变成了保守思想或观念。所以在讨论或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时，不能持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应坚持动态的、辩证的研究方法，真正作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8]
      其十，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有共同的底线，都属自由主义思想阵营。马克锋认为，对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如专制主义、皇权意识、等级制度，经济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基本没有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文化传统。保守主义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特别是传统儒学中，有许多东西值得肯定，可以成为新社会新文化建构的立足点和契机。比如，道德伦理（仁义礼智信）、礼仪和孝道、节俭等。激进主义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儒学中，主要反映了专制主义和王权政治的需要，完全不适应现代社会，必须全部抛弃，代之以全新的现代思想和伦理精神。除此之外，关于进化与进步的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理念，民主共和与立宪共和的政治模式，公正、公平、公开以及保障人权的法制社会的追求和努力尝试，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歧和争论。以往的研究，过分扩大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分歧与斗争，而对其共同点和一致性注意不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近代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壁垒森严的政治与思想分野的划分，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出于某种特定目的而人为臆造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属于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阵营。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极，激进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另一极，彼此都走了极端。[49]
     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其一，主张激进主义占主流的学者认为，从“五四”到“文革”，激进主义一脉贯穿，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林毓生认为：“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五四运动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50]五四的激烈反传统给中国造成了权威信任危机和社会控制系统的崩溃，“五四运动的主要一面是反传统的思潮，经过这个思潮的洗礼以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51] “中国社会的‘卡里斯玛’的核心所在的崩溃必然导致文化失范和道德混乱与失意。”[52]王元化[53]在对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历次改革运动进行反思后认为，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百余年来不断更迭失败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理。而激进主义之所以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认同，是由于受到五四以来的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反动的。王元化甚至还认为，“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五四”与“文革”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 。[54]陈来认为，“从整体上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是把戊戌以来的政治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的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决天下的历史。”“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55]许明同样将“五四”与“文革”加以类比，认为“从历史的眼光看，‘文革’代表的是一种扭曲了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令人难堪的休止符。”[56]王树人也指出，“五四”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