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是保守还是激进，并不在于他对中国的现状（因为人人都是否定现状的）的态度，而是取决于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即使是“相对于现状”，他也没有明确区分政治现状，文化现状，经济现状，还是整个现状？另外，他有时又把“传统”理解为“儒家文化”或“儒家传统”。在论证过程中，他有时相对于政治现状，有时相对于文化现状，有时相对于传统。如他认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又认为“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甚至认为激进主义认定“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等。姜义华认为，如果我们要以保守与激进为思潮分析范式，那我们应该设定保守和激进的坐标为“现代化”或“现代性”，即工业文明或市场文明。保守主义就是敌视或无视现代化、留恋农本文明和宗法社会的态度，而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则是认同或赞成现代化、向往市场社会与工业文明的态度。姜义华认为未完成现代化的中国与已经现代化的西方不同，西方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都立足现代化的平台高度，而中国则没有这种高度。因为对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评判坐标不一致，因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第二，论战所依托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不一致，余英时长期生活在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对中国的现代化实际和“文革”没有切实的体会，材料依托主要是官方话语和纸面的东西，因而往往从所谓“激进主义者”的“暴力手段”和“革命话语”来判断是否激进。姜义华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实践，因而力主判断社会思潮激进还是保守的标准应该体现中国的现代化实际，即相对中国获得的现代性而言，是真的激进还是保守，特别应该考虑大众的、尤其是农民的思想实际。
 
     三、论争的蔓延及其原因
 
     “保守与激进”的“论争”最初发生在历史学领域，主要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领域，但迅速扩展到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并且由学术研究发展到对涉关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等众多问题的“论战”，并进一步引发了保守主义、新“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混战。最近的“读经运动”、“新国学运动”、“祭孔活动”等一系列“保守主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这场论战。学术界为此召开了多次讨论会议，但只是加强了思想和学术的多元化趋势，而没有得出任何“定论”，当然，“共识”还是有的，就是要进一步推进研究和反思，进行更多的个案分析和更细致的理论探讨。
     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学术界莫衷一是。
     其一，激进主义主流说。张灏认为，1895年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分化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出现革命崇拜的现象，随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激进化的现象，到了“五四”后期，激进化已经相当普遍，终于形成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在20年代至40年代大规模的左转，改革的声音几乎被完全淹没。激进化的原因有三：一是1895年以后西学大规模输入的刺激；二是空前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取向危机；三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困境。[30]张灏把“革命”等同于“激进”，也是相对现状而言的。但中国人往往把“革命”等同于“造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根本改变，即现代化的实现和现代性的获得。因而“革命”是否就是“激进”是值得深刻怀疑的。李泽厚认“暴力手段”和“激进话语”为“激进主义”的指标，认为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其负面效应相当大，这一效应影响到革命派，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的结果。自此，就是不断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31]陈来指出：从“五四”到“文革”、“文化热”的过程，文化的激进主义始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激进主义的口号远远压过了保守主义的呼声。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主导的。“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32]陈平原认为：“‘反传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学术中最大的‘传统’”。[33]陈来、陈平原同余英时一样把“反传统”、主要是指“反传统文化”视为“激进”，其评判坐标就是“相对于传统”，以此为坐标将失去对现代化历史的有效解释，甚至误导现代化的方向。“五四”主张“重估一切传统”并不是“全盘反传统”，而是最大程度地解放传统的资源，使传统获得活力和新生。萧功秦认为：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崇尚某种抽象的中心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处方。这种以抽象化的理念原则来简单涵盖“问题”的政治文化现象，可以说是自五四以来直到8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特征。[34]马勇认为中国的发展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超前的实验与改革”，中国总在激进的理念指导下一再寻求“根本解决和彻底解决”。结果，中国旧有的基础虽然遭到极大的破坏，但新的基础毕竟一时建立不起来。[35]袁伟时虽然不同意“五四”的“全盘反传统”论，但也有“激进思潮在中国泛滥”一说。[36]
     其二是保守主义主流说。姜义华认为，从整体上看，保守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百年中国，“保守主义”，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内部，渗透着大量非现代化的成分。而且，微弱的现代化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处在广大继续为传统所支配的下层社会民众的包围之中。
     其三是自由主义主流说。李慎之认为，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37]
     其四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主流说。许纪霖认为，（就政治思潮而言）在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太强大了，而自由主义又实在太微弱了，微弱到在社会变革中几乎发不出自己的声音。[38]
     其五是政治上与文化上的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有别论。郑大华、许纪霖等都持这种观点。许纪霖认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所凭借的坐标是不同的。文化层面的激进或保守，主要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主张全盘推倒的是为激进，而仍然固守在本土文化框架内的是为保守。政治层面的激进与保守，主要看其对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认同态度，要求根本解决、推倒重建一个新的是为激进，主张在现存系统内作技术性调整和修补的是为保守。就文化层面而言，从清末到“五四”确实是一个连续激进化的思想历程。但从20、30年代起，中国思想界主导价值开始趋向温和化，继续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激烈声音转为微弱，相反，要求“不守旧、不盲从”的“中国本位”主张却得到了大部分讨论者的认同。直到60年代海峡两岸再度刮起全盘反传统旋风以及大陆80年代出现激进主义浪潮。在政治层面，尤其是在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领域，在进化论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的变革如走马灯一般，方式一个比一个更极端更激进，目标一个比一个更浪漫更空渺。[39]郑大华也认为，“政治取向与文化取向不完全一致”是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个思想文化取向上的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取向上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