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不知道要变到哪里为止。在国民党北伐后，好像有了一个值得保守的现状，但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思想统一”，因此，它和知识界没有达成融洽的共识。抗战的最初几年，举国为民族主义所激动，大家暂时不谈如何改变现状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似乎出现了一个现状，可以为保守或激进的思想提供一个社会坐标。但这种新形势很快又成为被否定的对象。[18]从一般的标准说，中国现代思想的激进化在“文革”时期已经走到了全程的终点：不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都受到了最彻底的否定，甚至社会主义的文化主流也遭到猛烈的抨击。但“文革”并没有终结中国思想史的激进化历程，只是走过了70年激进化历程的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五四”的起点。全面谴责中国文化传统和全面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似乎是当前的思想主调。第二个循环的激进化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第一圈的激进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长处还有亲身的体验。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情操对他们的立身处世多少还有一些约束作用。”今天新一代的激进批判者“无论在知识上和生活上都已没有机会直接接触传统文化。（余英时认为“‘五四’第二代、第三代以至今天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文传统大概只有一个抽象的观念”）……反现状和反中国文化竟合为一体了。”[19]
     余英时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前，激进主义基本上还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虽然已经接触到文化的层面，但还没有完全直接而全面地碰到文化的问题。到“五四”运动就变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要负责任的问题。“五四”运动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旧的文化，“五四”领袖认为中国文化本身不单产生不了民主和科学，而且正是民主与科学的最大障碍。直截了当要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意义。[20]
     激进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呢？余英时作了如下的分析：
     第一，中国人一直找不到一个可以认同的社会体制，也没有任何共识可以为大家都接受。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现状正在不断地变，没有一个秩序是稳定的，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体制和系统，没有一个基础可以作为衡量保守或激进的根据。所以保守主义很难说话。于是，激进的力量就拼命地发展。[21]在西方，保守、自由和激进三派都是相对于一个已经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现状而成立的。这种社会现状是一个现代化的开放系统，基本上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无论是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都已经超越了传统和现代之争。中国则不然，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而以中国文化代表传统，以西方文化代表现代。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有势力的两个流派——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大体上都对传统持否定的立场，文化保守主义则始终没有影响力。[22]
     第二，思想的激进化与社会现状是互为影响的，思想的激进化发挥了不断破坏现状的作用，至少使任何现状都无法取得合法性。[23]
     第三，思想的激进化过程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坂一样，非达平地不能停止。[24]
     第四，把“传统”与“现代”这样一切为二，寻找“历史规律”，并根据“规律”来划分社会发展的阶段。在思想上是远承西方启蒙运动和实证思潮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观念。[25]
     姜义华对余英时的“激进主宰论”提出了相反的判断。他认为，20世纪以来，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激进主义”，也不是“五四”精神，而恰恰是“保守主义”。中国的“保守主义”，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了，这正是百年变革不断受阻的真正原因。从整体上看，保守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这表现在：①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比较弱小，且处在广大继续为传统所支配的下层社会民众的包围之中；②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三大力量（国家资本力量、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和新社会力量）之间互有冲突与内耗，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实力；③中国现代化运动内部，渗透着大量非现代化的成分。[26]说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实践的失误在于“激进主义”太强、“保守主义”太弱，说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事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针对余英时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解释，姜义华认为，将辛亥革命看成是几个知识分子搞起来的，是激进思潮的结果，这是对历史的误解。说到底，满清政府是自己把自已搞垮的。“辛亥革命”不是搞过头，恰恰是它的不彻底性。“五四”也没有全盘激进反传统，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并未全然抹煞儒学在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意义。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今人对其不加分析、或别有用心地全盘继承。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部分的俗文学恰恰是主张弘扬的；对于儒家之外的先秦诸子，也是肯定的。即使是建国以后搞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主要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表面上看是很激进，其实很有一点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味道。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纲领之一的“五七指示”，要求人们“既要学工，又要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把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理想化，结果是搞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而取消八级工资制、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一切，都被余英时教授统统归结为“激进主义”，不是有些简单化了吗?
     姜先生反复强调：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因此，对它的评估，不能仅看其提出了什么样的口号，而且要看其真正支持了什么，反对了什么，达到了什么样的社会目的。对“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理解上。不能仅看其名称和口号。那种以党派来划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作法，似乎是不可取的。也不能仅看其手段。那种将“激进主义”等同于“暴力革命”的作法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即使是对同一社会群体，甚至同一政党的历史实践，也不能孤立地、静止地、一成不变地加以评断。[27]
     姜义华从现代性的视野，摈弃“激进主义”提法，而以“民主主义”代之，提出“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交替和连锁”论，   他认为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交替和连锁构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每一次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潮高涨以后，必定会有一种新形态的政治保守主义登场。1906年的开明专制论明显针对1903年以来革命民主运动的发展；1915年的君宪救国论是对1911年以来民主共和实践的否认；1925年的醒狮运动矛头直指五四运动和国共合作以来民主主义的广泛成就；1928——1929年以后的“训政”论及其“训政”实践以及1933至1936年连续登场的法西斯主义运动（1933——1934年）、新独裁论（1935年）、新法家运动（1936年前后），表现了对工农武割据及逐渐重整旗鼓的人权要求、民权保障的恐惧；1940年开始的“战国策”的宣传，是试图改变抗日战争开始以来政治民主化有所进展的趋向；50年代后期初露端倪、60年代后期逐渐成形的全面专政论、1988——1989年的新权威主义及1990年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改变着50年代前期、60年代、80年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在90年中国政治实践中，政治保守主义的实际影响总的说来要远远大于政治民主主义、政治自由主义。[28]姜先生强调，尽管中国在整个20世纪中最为响亮的一个名词就是革命。但是，以往的革命过多地纠缠于政治斗争领域，社会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反而很有限。[29]
     从余姜论争的逻辑与材料来看，得出相反的结论与以下两因素有关。
     第一，论争的坐标不一致，余英时设定保守和激进的坐标是“相对于现状”，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激进就是要打破现状。但他又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