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还是“保守”？——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争论的回顾与反思(6)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不是对现代性的保守。
四、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与留下的思考
绵延10多年的激进与保守之争，尽管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并且留下了不少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但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认识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呼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走出来，使得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现实语境中达到某种均衡性，呼唤建立能够使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互补的机制。王岳川就强调：如果激进主义长期占主导地位，很可能会出现极左思潮；如果自由主义长期无所顾忌地发展，也可能变成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保守主义如果没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维，也有可能发展成某种意义上的国粹派。[74]陶东风也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是自由与保守始终存在敌对性的背离而没有形成良性的互补，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价值选择的一个重大误区。[75]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当成了反传统和赶超式强国工程的工具。而没有给予自由的根本原则与终极价值以本体的地位，最终与保守主义在许多问题上殊途同归。[76]李育民主张，从实际来看，激进与保守是历史进化中的一对不可或缺的矛盾体，均有不同的历史合理性。在近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未能建立良性的互动机制，两者多体现为对立的一面，而缺乏必要的相互协调。[77]
第二，既认同本国传统可以创造性转化，也认为，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或许更需要激进思想的激励。因为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近代史上突破现状的变革，总是难以取得圆满的成效。近代中国更需要激进思想打破自闭状态，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意识。湘山居士认为，无疑，如果能实现本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自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问题在于，这种转化的道路至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人文重建时的“比慢”精神，作为学者是可以或者说应该坚持的，但对于一个面临民族危亡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主张就显得太不切实际了。[78]王桂妹也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帝国和农业社会在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积淀了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并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滞。近代以来政治和文化日渐峻急的激进主义，正是对这种深固的文化惰性的反动。[79]
绵延10多年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虽然使得有关概念和历史得到了更多的澄清，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有：
其一，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仍然没有规范性的认同。表现在：如何看待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否与西方一样，是以自由主义为底线？在不同的语境下，其相对的坐标或参照物应该如何选定？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与社会现状是什么关系？与“革命”或“造反”是什么关系？与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西方文化又是什么关系？中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自身的复杂性应该如何认识？
从概念而言，激进或激进主义、保守或保守主义，是一个至今仍不很清晰的用词。尽管如此，中外学术界还是在广泛地使用。要使其概念清晰化，必须有一个定位坐标。
马克锋以“传统”为坐标，认为保守主义一般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注重家庭、伦理、宗教和社会稳定，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渐变和改良。激进主义一般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突变性和时代性，反对固守传统，主张革命和剧烈变动。这种划分，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主要因为传统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80]
李强、刘军宁、陶东风等人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坐标来诠释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
李强认为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81]
刘军宁主张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是理性主义，但激进主义是极端的理性主义。保守主义相当程度上是传统主义加上古典自由主义，实质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极其崇拜理性，奉行理性至上主义。理性主义是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激进主义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表达。[82]
陶东风认为“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外来词，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对文化传统、现实秩序与社会变革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保守主义倾向于在保持社会文化传统与现存秩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渐促进社会文化的改进。对理想和激情采取一种较为约束和抑制的态度；而激进主义则要求从根本上彻底改造社会，砸烂旧秩序，创建新世界，创造一个完全没有历史继承关系的新社会。它更钟情于理想主义和理性至上，更相信人类有通过自己精心的理性设计并建构社会的能力。[83]
还有分别赞成余英时和姜义华以“现状”，或以“现代性”为坐标的。
据郑大华、贾小叶的观察，就学术界的主流意识而言，激进主义的内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激进主义”即是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或是在一种焦虑、急躁心态支配下的激进改革和暴力革命。正因其不言自明，所以学者在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中，尤其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很少解释其含义。[84]
不过，诚如刘桂生所言，概念本身有很大相对性，更不用说它们传到中国后所产生的各种变异了。所以，不论在中国也好，欧洲也好，若不把这些概念本身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下，使用时要想把问题说清楚，是很难的。[85]
其二，激进与保守之论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中国的现代化实际，而过多地从理论上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不断发展，激进与保守之争需要动态考察，而不能仅仅作静态观察。静态观察的弊端是把“现状”与“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其实，中国近代既存在“千年老传统”，也有“百年新传统”。对激进与保守之论进行动态观察就会发现，激进与保守的坐标在一定的方向上不断地游移。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加深，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在不断变化，其主潮地位将有易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现代化还很微弱，占社会思潮主流的仍然是守护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而要求现代化的激进主义实际处在思潮的边缘。只有当工业社会与市场社会在中国成熟的时候，对现代性的保守主义可能会占据上峰，当现代性的弊病暴露得很明显的时候，解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即相对现代主义的激进主义才可能成为思潮主流。
其三，对精英的思想与大众的思想没有分辨。激进主义主流说，更多地只是看到精英的思想变动，忽视了大众的思想，尤其是中国农民的思想结构。综观世界现代化历史，在农民还没有转换为市民之前，其思想的农业文明保守性仍然是主流。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小农主义、政治上的救世主主义、文化上的反智主义等方面仍然是摆脱不了的。
其四，争论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主要是国内政治思想地图的变动和国外社会思潮的广泛影响。当然，讨论激进与保守何者为社会思想主潮这样的问题，要想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是很难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学术界广为认同的研究坐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坐标，争论可能是无休止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五，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存在一个“类似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的偏向”。朱学勤认为，五四一代激进人士，正是因为过高估计思想文化的观念性力量，才接受欧陆历史理性，发生了被余英时批判的激进思潮。但在七十年后，当我们开始对五四思潮的批判时，一旦抽去具体的历史情境，以这一思潮的观念性力量，将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凿空打通，这样的治史方式与思维方式，不也发生了同样的失误吗？[86]其实，有这种偏差的远不仅仅是余英时一
四、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与留下的思考
绵延10多年的激进与保守之争，尽管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并且留下了不少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但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认识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呼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走出来，使得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现实语境中达到某种均衡性，呼唤建立能够使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互补的机制。王岳川就强调：如果激进主义长期占主导地位，很可能会出现极左思潮；如果自由主义长期无所顾忌地发展，也可能变成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保守主义如果没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维，也有可能发展成某种意义上的国粹派。[74]陶东风也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是自由与保守始终存在敌对性的背离而没有形成良性的互补，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价值选择的一个重大误区。[75]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当成了反传统和赶超式强国工程的工具。而没有给予自由的根本原则与终极价值以本体的地位，最终与保守主义在许多问题上殊途同归。[76]李育民主张，从实际来看，激进与保守是历史进化中的一对不可或缺的矛盾体，均有不同的历史合理性。在近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未能建立良性的互动机制，两者多体现为对立的一面，而缺乏必要的相互协调。[77]
第二，既认同本国传统可以创造性转化，也认为，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或许更需要激进思想的激励。因为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近代史上突破现状的变革，总是难以取得圆满的成效。近代中国更需要激进思想打破自闭状态，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意识。湘山居士认为，无疑，如果能实现本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自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问题在于，这种转化的道路至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人文重建时的“比慢”精神，作为学者是可以或者说应该坚持的，但对于一个面临民族危亡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主张就显得太不切实际了。[78]王桂妹也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帝国和农业社会在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积淀了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并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滞。近代以来政治和文化日渐峻急的激进主义，正是对这种深固的文化惰性的反动。[79]
绵延10多年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虽然使得有关概念和历史得到了更多的澄清，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有：
其一，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仍然没有规范性的认同。表现在：如何看待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否与西方一样，是以自由主义为底线？在不同的语境下，其相对的坐标或参照物应该如何选定？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与社会现状是什么关系？与“革命”或“造反”是什么关系？与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西方文化又是什么关系？中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自身的复杂性应该如何认识？
从概念而言，激进或激进主义、保守或保守主义，是一个至今仍不很清晰的用词。尽管如此，中外学术界还是在广泛地使用。要使其概念清晰化，必须有一个定位坐标。
马克锋以“传统”为坐标，认为保守主义一般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注重家庭、伦理、宗教和社会稳定，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渐变和改良。激进主义一般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突变性和时代性，反对固守传统，主张革命和剧烈变动。这种划分，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主要因为传统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80]
李强、刘军宁、陶东风等人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坐标来诠释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
李强认为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81]
刘军宁主张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是理性主义，但激进主义是极端的理性主义。保守主义相当程度上是传统主义加上古典自由主义，实质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极其崇拜理性，奉行理性至上主义。理性主义是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激进主义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表达。[82]
陶东风认为“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外来词，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对文化传统、现实秩序与社会变革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保守主义倾向于在保持社会文化传统与现存秩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渐促进社会文化的改进。对理想和激情采取一种较为约束和抑制的态度；而激进主义则要求从根本上彻底改造社会，砸烂旧秩序，创建新世界，创造一个完全没有历史继承关系的新社会。它更钟情于理想主义和理性至上，更相信人类有通过自己精心的理性设计并建构社会的能力。[83]
还有分别赞成余英时和姜义华以“现状”，或以“现代性”为坐标的。
据郑大华、贾小叶的观察，就学术界的主流意识而言，激进主义的内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激进主义”即是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或是在一种焦虑、急躁心态支配下的激进改革和暴力革命。正因其不言自明，所以学者在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中，尤其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很少解释其含义。[84]
不过，诚如刘桂生所言，概念本身有很大相对性，更不用说它们传到中国后所产生的各种变异了。所以，不论在中国也好，欧洲也好，若不把这些概念本身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下，使用时要想把问题说清楚，是很难的。[85]
其二，激进与保守之论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中国的现代化实际，而过多地从理论上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不断发展，激进与保守之争需要动态考察，而不能仅仅作静态观察。静态观察的弊端是把“现状”与“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其实，中国近代既存在“千年老传统”，也有“百年新传统”。对激进与保守之论进行动态观察就会发现，激进与保守的坐标在一定的方向上不断地游移。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加深，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在不断变化，其主潮地位将有易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现代化还很微弱，占社会思潮主流的仍然是守护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而要求现代化的激进主义实际处在思潮的边缘。只有当工业社会与市场社会在中国成熟的时候，对现代性的保守主义可能会占据上峰，当现代性的弊病暴露得很明显的时候，解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即相对现代主义的激进主义才可能成为思潮主流。
其三，对精英的思想与大众的思想没有分辨。激进主义主流说，更多地只是看到精英的思想变动，忽视了大众的思想，尤其是中国农民的思想结构。综观世界现代化历史，在农民还没有转换为市民之前，其思想的农业文明保守性仍然是主流。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小农主义、政治上的救世主主义、文化上的反智主义等方面仍然是摆脱不了的。
其四，争论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主要是国内政治思想地图的变动和国外社会思潮的广泛影响。当然，讨论激进与保守何者为社会思想主潮这样的问题，要想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是很难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学术界广为认同的研究坐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坐标，争论可能是无休止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五，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存在一个“类似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的偏向”。朱学勤认为，五四一代激进人士，正是因为过高估计思想文化的观念性力量，才接受欧陆历史理性，发生了被余英时批判的激进思潮。但在七十年后，当我们开始对五四思潮的批判时，一旦抽去具体的历史情境，以这一思潮的观念性力量，将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凿空打通，这样的治史方式与思维方式，不也发生了同样的失误吗？[86]其实，有这种偏差的远不仅仅是余英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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