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努力为中国新左恢复名誉(8)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结合着来谈我们新左对全球民主与第三世界激进民主,抵抗政治与日常生活政治之间的一些关系的认识。  

  某些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新左将民族当作了抗击外国或全球资本的首要防卫机制,各种‘本地’左派作出的纯粹是被动的反应:如果资本主义是天性上就要全球化的,我们的抵抗就必须从本地出发,无条件地保护本地特色。资本的加速流动于是被看作了对本地人民的一种剥夺的打击。‘We maintain, however, that today this localist position, although we admire and respect the spirit of some of its opponents, is both false and damaging.’〖Hardt和Negri,《帝国》,同上,44页〗这种以地方性来推延国际主义关怀的立场,在中国叫做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立场,也曾被阿尔都塞批判为口头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列宁所批判的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将社会和世界现象当作了科学对象来看,只在理论上辩证,一面对社会现实,就丢开了那关于普遍的实践的理论--唯物辩证主义--的作派。〖《保卫马克思》,同上,167-70页〗在资本的加速的国际流动中,我们新左看出了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中的‘薄弱环节’,我们既将它看作新的压迫,也将它看作是执行我们的干预和解放策略的理想节点。  

  对于为什么坚持本地身份并不能用来抵抗全球化,《帝国》的作者们是这么说的:It is false, in any case, to claim that we can (re)establish local identities that are in some sense outside and protected against the global flow of capital and Empire…The national Leftist strategy of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and defence of locality is also damaging because in many cases what appear as local identities are not autonomous or self-determining but actually feed into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imperial machine.〖同上,45页〗而反全球化的无产阶级的新的国际联合,象过去的一切类似的联合一样,本身将是反民族主义的,因此是超民族性的、全球性的。各种政治主体的全球联合实际上是对民族国家的摧毁,是对的的全球共同体的建设。如果《帝国》的作者们是对的,则我们的地方性、本地化策略、对本地身份的强调和重构,反而更容易落进各种全球势力的收编策略:它们本身就是同时推进着全球化、本地化或同质化、异质化的;我们的本地化策略会将牌打到它手里。  

  某国的无产阶级或代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将各种国际事件‘翻译’到其自己的语言中,将各种国际斗争看作是他们自己的斗争的一部分::How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or example, could hear of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s in the Philppines and Cuba and translate them into the terms of their own revolutionary projects?〖同上,51页〗  

  我们新左必须坚持,全球化下的个人,也是一个个生产性的、创造性的主体。他们是活的劳动、活的劳动力,天然地就是要冲出各种边界包括民族与国界的。他们时刻处在运动中,不断形成着新的独特聚合,向全球系统强加一种全球性的构形:不是全球化使世界的全体主体怎么样,而是世界的全体主体使世界怎么样,造成了怎样的一种全球化。各种身份下主体的日常政治,在民族国家的政治里可能还属于政治无意识,在全球化、在虚拟的‘帝国’秩序下,则动不动就成为全球性的了。  

  全球化将第三世界的民主化推到了世界的共同政治的中心,福利社会下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幻灭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从未到来,使第三世界和西方共同面对如何去迎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会到来、正在到来的一种激进民主。第三世界主体应从一种地缘政治(geo-politcal)式的参与,扩展到生物政治(bio-political)式的参与,将抵抗政治扩展到日常政治中。  

  《帝国》的作者们在第三章第三节《抵抗、危机和转变》中干脆地宣布了第三世界的抵抗政治的终结,不知道中国的民族主义新左听了作何想?‘With this objective convergence and accumulation of struggles , Third Worldist perspectives, which may earlier have had a limited utility, were now completely useless. We understand Third Worldism to be defined by the notion that the primary contradiction and antagonisms of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ist system is between the capital of the First World and the labor of the Third. The potential for revolution thus resides squarely and exclusively in the Third World. This view has been evoked implicitly and explicitly in a variety of dependency theories, the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 and world system perspectives. The limited merit of the Third Worldist perspective was that it directly countered the ‘First Worldist’ or Eurocentric view that innovation and change have always originated, and can only originate, in Euro-America. Its specular opposition of this false claim, however, leads only to a position that is equally false. We find this Third Worldist perspective inadequate because it ignores the innovations and antagonisms of labor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s. Furthermore, and most important for our argument here, the Third Worldist perspective is blind to the real convergence of struggles across the world, in the dominant and subordinate countries alike. 〖同上,264页〗  



五、  
  《帝国》的作者们没读过德里达的《、性别差异和人类对欲望的反思过滤之后才可居有的普遍性。在任何一种霸权争夺里,某些主体总是事先被排斥,某些内容总是被隔离,某些形式总是已经被垄断。在未来民主里,由于主体入位的不完整,主体位置的残缺,未来的政治行动者需要不断的自我再表达,需要用各种不正常的、颠覆性的实践来打开新的概念视野,民主将永远都是激进、但不彻底的。福柯式的历史地变动的主体构成,黑格尔关于否定的各种可能性、福柯、德里达关于话语式主体永远不可能完全构成的立场,将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只能从自己所能认识到的具体的普遍性出发,激进民主里因此必须为各种不断到来的可作另行选择的普遍性版本、各种语言和信仰传统所决定的世界观留出余地,必须时刻为新的参与者腾出位置。  
  齐泽克:拉克洛和巴特勒的未来民主政治构想逃不脱一种拉康指出的心理定势、象征逻辑。马克思主义者、左派们:在这个资本就是理性,理性就是资本的时代,请你告诉我们一种不将牌打到全球资本主义手里的高歌猛进的政治行动和策略!我们怎样才能义无反顾地行动、才能‘失去的只是我们的锁链’?中左、新自由主义者都是无赖:斗不过全球资本主义,那么就揩它一点油。社会结构、资本结构和心理结构是同一回事,我们内心里都知道无产阶级永远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我们明明知道在今天,激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我们就是不死心,还是在努力,这就是左派的风骨。在偶然性中寻找机会,通过霸权这样的策略去实现普遍性,在政治行动的俄狄普斯情结之下去大义凛然地行动。资本永远是那巨大的能指,总在我们最得意与风光时来挫败我们……拉康式的回到现实,当代各种身份认同中的起奠基作用的否定性,能给当代左派的悲壮立场作出辩护!  
  这是三个作者想要写在这本书里的内容,但在一本书里,想要说的和实际说出的常常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象在这本书里,说之前、说之后,甚至没说之前第一个作者都已知道哪个战友会在哪些观点上进行狙击和还击。三个作者最想说的话被放到一起,会不会就相互抵销了?读完这本书,读者可能不得不重新退回到三个作者的立场的起始点,自己择路,取三个作者之间的一个‘中庸’或另类的立场带回家--因为她将发现:取其中一个作者的立场去坚持那也是很不容易的累活?  
  关于论争礼仪和自律准则。  
  三个论争者在那儿打笔仗,如考虑到读者会来旁观,那就得有个舞台的概念,得有一点演出须知和现场秩序。论争必须有一些被论争者先验地认同的交往规则才能顺利进行下去。在这本书里,这些规则是分层的,有的只是他们三个人认同的,有的是欧洲或全世界的左派们共同认同的,有的是世界大学系统里的所有学术人普遍认同的,有的是所有愿意参加论争的人都会认同的阿佩尔、哈贝马斯所说的作为交往伦理底限的理性先设。这种规则是活动的篱笆,是需要参与者在论争过程中不断新扎、重扎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位作者在论争进行到第二、第三回合时的自我和相互约束,看是否可以给我们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论争的自我规范提供先例、作出示范--我们的第一将讨论、每一本书、每篇论文实际上都应同时努力去成为这方面的先例和示范:  
  齐泽克:对于我而言,他们(拉克洛和巴特勒)对我的回应的真正效果,是我被猛地里狠命一击,我的自满被粉粹--即使我继续不同意他们对我的批评,我也不得不以新的方式来重组我的立场了。所以我对他们的回应的反应难怪会左右摇摆:要么是我觉着有某些简单的误解需要澄清,要么就觉着我们各自的立场是激烈地不可兼容的,中间没有余地……隔开我们三人的鸿沟是不可能用一种中立的方式来明确定义的--也就是说,要说出我们三个人是如何地不一样,这本身就已经涉及到‘采取立场’了〖213-4页〗。  
  巴特勒:这一本书冒着某种风险,因为它不知道想要实现三种规划里的哪一种。一方面,它给一些立场趋同的理论从业者一个机会来一起思考政治领域的地位问题;另一方面,它也是每一个理论从业者防卫来自别人对他或她的批评的一个契机,作出反批评,分清他或她的立场。这二者之间的紧张看来是没法消除的,所以下面这个问题有了意思:本书的文本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无从解决,本身就有着特别的积极意义?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否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样一种意见交换的一个清楚的好处就是,它不光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民主规划里的理论地位问题,而且也暗示出‘理论’本身也不是一种单面的术语。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努力演变成批评中的观点与观点之间的对撞,那就不太好了……〖263页〗。  
  拉克洛:我们三个在这一本书里的意见交换有一个惊人特征,那就是尽管我们之间有严重的分岐--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能发现重大的一致--但并没有出现一条分隔我们的总体立场的僵固的防线。这是因为无论是分岐还是一致都不至于一直积累,而使我们之间有可能产生某种永久的同盟。我发现在为拉康理论的辩护上我与齐泽克结盟来对付巴特勒。我又与巴特勒结盟在解构问题上去对付齐泽克。而在为黑格尔辩护这一点上,巴特勒又与齐泽克结盟来对付我。我想说,背谬的是,这一结盟的死胡同正是我们的对话的主要成就--不光是因为,持论不同的人之间进行互敬的意见交锋,能这样做的人在今天的智性气候中,至少可以说已属濒危物种,而且还因为,分岐地去解构一个共同地盘或场域,总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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