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一些教条地统一化的‘正统’话语更算是一种智性成就〖281页〗。　　
　　本书评的作者在阅读该书时将下面这二个问题带进了书里，他是用这两块冲浪板飘在书中的各种话语上的：精英左派们之间当前在争什么？民主国家、第一世界的当代左派立场能对第三世界左派有什么启发？　　
　　笔者从阅读该书时想到，左派的当代困境可能是，社会的政治解放力量不再来自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来自无产阶级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解放实践，而是来自后现代天空下为身份、性别、族裔权利进行的各种政治实践，各种零散的抵抗和斗争了。左派所依赖的政治力量在过去几十年里分化、漂流成了一些破碎、暧昧的主体。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福利社会体系在新风险面前的摇摇欲坠，使左派难以找到介入社会现实政治斗争的踏脚板。左派的激进显得有些‘背佬佬’了，要走出‘背佬佬’，却只有更激进才行，这伤脑筋？是的。本书里三个作者都努力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左派如何才能激进得有颠覆性，但仍然能切入当前的敏感的政治问题，能够解决个人的日常生活政治里的困境？　　
　　论争就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的具体策略的一些理论前提的分岐上展开。首先是对主体对身份认同的程度的不同理解。三人都承认，主体对身份认同的不彻底性、不完整性非但不会损及各种社会运动，而且对于民主社会中的争霸方案而言还是必需的。记得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权利哲学批判笔记》中说到无产阶级的身份认同问题，说到无产阶级怎么一不留心就成了先进阶级，说到某一特殊阶级的解放如何同时也成了整个社会的解放的开始，一个国家的解放怎么成为重建世界秩序的开端。当时的马克思眼中的无产阶级仍是一个变量，是世界革命的发动引擎，仍不是一种自觉的历史力量。当代左派可以回到马克思的当时的这一立场上，将无产阶级看成一个‘活动的能指’，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左派如要坚持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继续世界的理想，也仍需要将眼光先从无产阶级移到当代的破碎或边缘的政治主体上：跨国资本外流造成的发达国家的国内失业者、同性恋者、民工、爱滋病患者等等，对于第一世界知识分子而言，当代无产阶级主体是漂流着的。发达资本主义下的民主国家里的新的政治斗争必须是一种不断有新的受压迫者来参与的‘激进民主’，它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小目标而奋斗，虽然没有世界秩序的重建和全人类的解放或新的解放，但它保持了各种政治争霸力量之间从未饱和的白热化较量，使民主社会里充满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揭露、抵抗和解放。　　
　　但在如何‘激进’这一点上，三个作者的分岐就出现了。拉克洛还是在他与莫芙写的《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里的老立场：重新推出一些能适应那些重织着当代社会的纤维的多重差异的新的解放规划，是可能的。一种政治力量为了达到普遍性而暂时以其特殊性去压制别的政治力量的特殊性，这种做法暂时是可以接受的；社会中总是某一种政治力量借助于某一普遍性这一空白的能指，去实现霸权，转而来‘代表’别的政治力量。争霸不光是表达了一种政治力量的意愿，它同时必须找到一种更成熟的话语来说服别的政治力量，将自己的立场铭写到一种普遍话语中，成为大多数人的立场。每一种政治力量的这种普遍化努力造就了一个总是处于不确定中，总需重新表达、重新进行合法性论证、形成新的集体意志的民主社会。民主社会需要左派的策动和持续推进，才能实现其不断认识到的新的普遍性。　　
　　巴特勒认为社会中并没有一种普遍性这样的空白的能指可让某种政治力量随意掌握。普遍性总是具体的普遍性，民主社会里的政治总在于如何公正地对待各种互相竞争的普遍性要求。而且不同的民主社会之间还有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问题还会进一步引申成为如何对待来自文化和语言上相异的民主社会的各种可选择的普遍性版本这一问题。各种相异的政治力量、政治实践之间在对普遍性的认识上会有一个‘文化翻译’的问题。民主社会得容纳无法兼容、不可公度的各种普遍性，这种容纳会无限期地推迟普遍性的真正的全球实现。因为哪怕共产主义真的能实现，最后也仍是大家各搞各的共产主义，而你的共产主义可能是我的地狱－－这不光是由于我的世界观的个别性，也是由于我所处的文化的无微不至的规范。　　
　　齐泽克则认为，做真正的左派在今天需要有真骨气，当代左派的唯一前景就是去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普遍性、一些不可能的目标去奋斗，以此来为自己的普遍性奠基：充分承认自己是例外，不承认任何禁忌和先验规范（比如关于‘人权’的、关于‘民主’的）。左派在当前的政治立场选择：要么接受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视野，介入其中的霸权斗争，象中左的第三条道路那样自我解嘲地主认为任何企图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功能的努力终究都是要失败的，政治无非是给社会作一些整容手术；要么就冒险摆出相反的姿态，断然拒绝今天的自由主义要挟－－说什么左派的任何激进努力都会通向集权主义－－悲壮地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普遍性去努力。让我们做现实主义者，但我们想要去实现不可能－－对左派而言，永远没有已实现的普遍性。　　　　
　　下面谈谈笔者所能认识到的这三位左派在该书中的立场对中国左派的可能的启发。首先说的是政治主体的动员问题。中国当代无产阶级显然无法直接成为左派的普遍能指了。先得回头看当代中国社会里正在析离出哪些新的政治主体。民工、下岗女工等等显然被认为是需要被‘代表’的政治主体。中国当代左派急需找出那些正跃跃欲试地去捍卫和普及其政治权利的那些新的全资质的政治主体？这不是件容易做的工作。到头来总仍要问：为谁而左？让谁来左？让谁替谁来左？左到什么程度？左不了将怎么办？　　
　　那么可否让左派在中国成为一种公用的代理立场，一种并不是由某些实际的政治行动者占领，但可成为某些彻底和激进政治实践的踏脚板的第三方立场？让左派立场成为象太空空间站那样的反思和抵抗角度？　　
　　或者就让它成为利奥塔所说的一切批判、对批判的批判的批判的出发点，一个理论地被假设的虚拟出发点？这条道路倒能安顿很多的知识左派。　　
　　与本书的三个作者比较，中国的左派似乎也需要大大地为自己松绑，他们承诺的东西太多，会让自己下不了台的。另外，他们也得扩大点儿眼界，好歹去管一下political globality这闲事？　　
　　这比较中还可看出，中国当代左派常将‘左’当作一种姿态，一种单立的思想立场，‘左’成了象基督教里的‘爱’那样的滥词。从这三个作者的写作中可看出，‘左’是可以隐含在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话语中，也只这么隐含着的，决不是一种纯粹的立场。‘左’不是一个共用标签，而是一种思想和话语意向。‘左’不是一种起始立场，而是不断实践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