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自己这个新左人的定义是：我是一个想新左而新左得不够，新左得可能很虚伪的人，而高举新左的人，必须至少是新左得不虚伪的人。我正在努力去成为新左。政治主体从来不是完满的，社会也从来都不是完满的，所以它们才成为主体和社会。我是正在成为的新左。我因此总是格外警惕那些高喊新左口号，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人。资本主义、市场是足球场，球门是人类的集体命运，新左总是那些到处拼抢和堵截的后卫，其重要性不能因为其不大得分而被低估。
一个人新左得好不好，我看是要看他/她是不是挑难守的新左立场去捍卫，决不逃避，决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局限，在所有交火点上都毫不畏惧地到场。我们去了解一个新左立场，不光要知道它的名头，还应知道它的吃重，它的付出和它的创伤。
四、
在当代新左立场里，拉克洛所选择坚持的那些立场我认为最难，对新左立场的视域也最宽，他对它们的负责也很彻底。他甚至主动去迎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拉康对新左立场的挑战。他的战线拉得很宽。他的主要立场我认为集中在他的《重建新左》一文中。〖见《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同上〗我在本文中是拿拉克洛作了三棱镜，在他身上查看反射到他的文本里的各路新左立场的分布和嵌合。
接下来我想拎出几个在我看来是中国新左最需强调、最需去关注的基本立场，来作一些简要的讨论，由此来摊出我认为我们中国新左应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所坚持的一些基本立场。它们是新左的基本立场，但已体现到了中国当前的具体问题上。我认为对下面这些问题的讨论，应是我们新左的强顶。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负责任的讨论，将能改变人们对我们中国新左的偏见，澄清一些被玩弄和扭曲的新左基本立场，为中国新左的恢复名誉。我将努力在以后结合具体的中国现实另外来展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A 关于腐败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腐败也许是市场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只是权力被商品化的一种形式，新左以外的人多有这么说的。我们新左也必须承认，腐败是先天地内在于我们的各种政治形式，腐败不是被取消的，而是在循环式的政治形式连续中被取代、替代的。腐败是测试我们的政治形式的当前状态的试纸。我们的反腐败不应反过来又去设定一个无限制的行动者的最终权力，比如说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法律、新的启示录、上帝。没有一种未经辩护的权威可以制住腐败。
腐败起于我们的各种政治形式的不适合于当前的政治生活，起于它们在当代的脱位，起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不充分、没有活力。反对腐败最终必然是反对一切专制，无论是市场的专制，民主式的专制，还是人民或无产阶级的专政、还是党的专制，还是国家的专制，宗教的专制、还是直接生产者的专制。克服腐败关键在于激活各种政治力量，使它们在国家生活中展开积极的争夺，在活力下自动排斥腐败对它们的感染。
经济腐败首先是由政治腐败造成，而政治腐败上面说了是由我们的政治形式本身的僵化和脱位造成。我们现在绝望地发现，连我们的媒体常常也是腐败的。甚至发现我自己、自己这个正进行着批判的政治行动主体也常常是腐败的。一种以腐败为症状的政治生活使我们的时代成了：让我学着丹纳的句型和口气说：压迫者满嘴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贪官号召着我们去清廉，爱国者反对着政府政策、党员反对着党的领导们，有权者使权力滥用，使权利枉设，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我们只看到两种人：不满者和改革者；有时我同时是这两者：不满而想改革，改革而又不满。丹纳这说的是十八世纪的法国，但他的这一句型我认为也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他还有一个句型很适用于象我这样爱学着孟德斯鸠谈中国政治哲学的读书人：话说得象神谕，谜一般地深刻与奥妙，句句都切合那些准则，一说到中国问题，或我自己时代的要命问题，就象踩上了红炭！知识分子所以常常也是腐败的同谋：用动听的言词去鼓励听众都去成为他们一样的小资，他们所推动的大众教育也在加强这一定势，‘最终，他们不是教劳动者获得劳动者的生活里所需的东西，却在后者身上发展出一种对只能在书中找到的用来使小资开心的东西的好奇心！〖索雷尔，《进步的幻觉》，John and Charlotte Stanley英译，1969年，63－4页〗
我们是一个只有很短历史的重新开头的社会制度，我们很容易看出腐败是从哪里开的头：官僚集团的腐败（毛泽东的文革我觉得是从反官僚腐败开始，否则自觉响应的人不会这么多？）。反腐败所急需的民主改革首先是官僚制度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从这种改革开始，直选、考核录用、媒体监督必须从现在开始做起－－这甚至都不能算是政治改革了，因为这种改革已是对国家机器的本身的致死的病的急救了。任何意识形态借口，都是官僚集团本身的自辩，都是自私和危险的。
我们新左是将执政党、官僚制度、人民、法律、媒体看作各种相互斗争的力量的，我们相信，它们之间的较劲、相互揭发，是我们的政治生活里不会滋生腐败的唯一担保。
B关于对各种新涌现的弱势群体的身份、文化的承认、尊重问题
我们新左将城镇民工这样的流动群体、这样的漂流的主体看作是社会的新角色，是一种我们所需的新政治力量，是社会变革中的关键因素。我们一方面想招募他们当最进步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又想去启发他们的身份感，使他们觉醒于自己的权利和权力。马克思到特洛斯基为止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都说到资本主义会将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认为无产阶级化本身是锻造新的政治力量的途径。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是动员中国新政治力量的大好时机，但在当前中国存在着令人震惊的将城镇民工边缘化和差异化的倾向，从政府到城市小中产阶级到知识分子都在这么做。中国的民工问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下的人民内部压迫的显例，证明了葛兰西所说的霸权和压迫甚至存在于人民内部的伟大论断。它是中国新左现阶段最需关心的最大社会苦难。
我们中国新左不光要抵抗跨国资本主义、国营资本主义对下岗工人、民工的剥削和压迫，也应关注‘人民内部’、‘人民之间’的这种剥削和压迫。另外，如果我们是过硬的新左，我们还必须坚信，一定是民工将有活力的政治觉悟和文化形式带进了城镇。但中国城市小中产阶级一方面会用他们自己的成问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形式去覆盖前者，另一方面又会去篡夺、改造它们，反过来又将强加到城镇民工和各种新劳动阶级头上。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城市小中和小资的上面并没有一个大、中资产阶级可做学习的榜样（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过一种自己的资产阶级文化），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形式也是先天地杂乱、分裂的，他们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来自农村的新劳动阶级的政治、文化篡夺、压制和覆盖，现在实际上已经到了要窒息后者的地步。
在我们新左看来，文化永远是小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