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传统社会；现代社会
[摘要]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份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份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由大家庭变成小家庭，且孝道也呈式微之势，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Key Words: modern China; social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 society
Abstract: Us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balance to expla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becomes the dynamic for the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ization needs new intellectuals and peop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se people become part of the elite society. This is the first transformation. With industrialization came the classes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se classes and bankers became part of the elite society. This is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ris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population was centered in cities, which forms the third transformation. Wh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ere underway, family system also began to change, from the big family to the small family, and the virtue of filial piety declined. This is the fourth transformation.
一 前言
社会变迁的理论很多，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一个旧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转变成新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的过程，就是社会变迁。一个旧的社会，当社会发生垂直或／和水平流动的时候，或受新观念和新技术挑战的时候，就会发生基本的改变。通常的情形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先发生改变，连锁地带动其它社会部门的改变。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说：
社会生活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功能上保持整合，因此社会系统的任何一部分改变，都会带动其它部分适应性的改变。第一波的改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但经过各部门在功能上调整适应以后，就会产生整合、适应而较为稳定的社会系统。[1](p34～35)
一个旧的社会变为新的社会的过程，可作下列的表解：
帕森斯认为，第一波的变动造成社会的不平衡，使原来平衡的社会受到干扰，各种恢复平衡的力量就会发生，社会也因而发生变迁。[1](p39)
如果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必须先找出促使中国传统社会改变的第一波新力量。此第一波新力量应该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为应付此入侵，中国从事工业化；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因此，要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先须了解中国从农业到工业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分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分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都市化变成自然的结果，因为新的工商人士都集中在都市地区，而他们也需要大量的人口替其工作，因而人口集中城市。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因为工业化的社会，人不仰赖土地，为了职业奔走四方，大家庭变成小家庭，而在工业化的社会，人多自食其力，不必承袭父母的田地为生，也不必守着父母，孝道也因而式微。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
二 经济变迁：从农业到工业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第一步是由传统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工业经济。传统农业经济是匮乏经济，由于不讲求科学技术，生产少，生活需自我节制。现代工业经济是富裕经济，此种经济是人不断改善科学技术以控制和利用自然的结果。[2](p3,7,11)由于生产多，人的生活趋向享受。
在1900年代前后，当中国开始发展现代经济时，是农业与工业并重的。以孙中山的思想为例，孙在1894年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书中，建议李鸿章设立机关以改良农业、设立农业学校以研究农业知识，并改良农具。[3](p3)1895年孙在广州谋起兵，组农学会以号召群众，自谓其农学会的主要工作在翻译外国农业书籍、推动建立农业学校、并促请政府设立农业机关。[3](p13～14)另一方面，孙对工业发展也非常留意。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李发展工业，并谓科学与机器是发展工业的主要手段。[3](p5～6)到1921年，孙出版《实业计划》，声言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并谓发展工业的方法为借用外资和促进机器生产。[4](p264)
孙中山在经济发展的构想上何以农业、工业并重?一方面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主要生产靠农业，另一方面，工业化为经济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而中国的工业落后甚多。除孙中山外，与孙同时代的名流，如郑观应、康有为、张之洞、张謇等，都主张农业与工业并重。[5](p20～28,61～88)而在清末民初，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是农业与工业并重。当时相信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而广大人民所需的粮食必须由农业来解决。
清末民初，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到1931年时河北定县的调查，在10 803个13岁以上的男子中，83．4％为农人，1．3％在农田帮工，3．9％为商人，1．9％为技工，1．6％为非技术工，1．7％为教育工作者，1．6％服务军警，0．4％在政府工作，4．5％为其它。[6](p38)据陈翰笙调查，1935年广东的38个县152村庄的家庭，85％为农家，另15％为商人、军公教人员和工人。[7](p2)
这种大量的农业人口，自清末民初以后遭遇到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关于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的统计，据1918年农商部的统计，中国约有50％自耕农，20％半自耕农，30％佃农。[7](p34)据前述陈翰笙1935年在广东38县152村庄中所作的调查，在24 776个家庭中，32．6％为地主，57．2％为佃农，10．2％为农家的长短工。[7](p115～117)
由于土地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工具，这种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增强了阶级的对比(见表1)。部分统计资料显示，在1920～1930年代，土地集中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见表2)。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因此，这些农民很难维持家庭的温饱。1922年华洋义赈会(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在直隶(河北)、江苏、山东、安徽和浙江调查240村庄7 079家庭的37 191个成员，发觉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17．6％的家庭，和直隶、山东二省62．2％的家庭，每年的收入不足50元。据当时估计，一个家庭每年的最低生活费为100～150元。在这种情形下，饥荒是经常发生的。清末1878～1879年的饥荒使50万人丧生。[6](p69～70，76)饥荒也使人逃离家园，在1923～1926年的四年间，平均每年迁移到中国东北的人数达514 070人。在1927年的荒年，一年中就有1 178 254人去东北。此后在1927～1929的三年问，平均每年有1 021 005人去东北。[6](p105)
自清末以后，全国上下便不断对农村危机谋求补救。孙中山提议从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业技术两方面着手，但其他的农业改革家则只重视改良农业技术。因此清末民初的农业改良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方面。在清末，至少在甲午战争以后，政府即开始兴办农业教育。在政府的提倡下，知识分
[摘要]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份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份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由大家庭变成小家庭，且孝道也呈式微之势，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Key Words: modern China; social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 society
Abstract: Using the theory of social balance to expla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becomes the dynamic for the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ization needs new intellectuals and peop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se people become part of the elite society. This is the first transformation. With industrialization came the classes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se classes and bankers became part of the elite society. This is the seco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rise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population was centered in cities, which forms the third transformation. Wh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ere underway, family system also began to change, from the big family to the small family, and the virtue of filial piety declined. This is the fourth transformation.
一 前言
社会变迁的理论很多，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一个旧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转变成新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的过程，就是社会变迁。一个旧的社会，当社会发生垂直或／和水平流动的时候，或受新观念和新技术挑战的时候，就会发生基本的改变。通常的情形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先发生改变，连锁地带动其它社会部门的改变。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说：
社会生活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功能上保持整合，因此社会系统的任何一部分改变，都会带动其它部分适应性的改变。第一波的改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但经过各部门在功能上调整适应以后，就会产生整合、适应而较为稳定的社会系统。[1](p34～35)
一个旧的社会变为新的社会的过程，可作下列的表解：
帕森斯认为，第一波的变动造成社会的不平衡，使原来平衡的社会受到干扰，各种恢复平衡的力量就会发生，社会也因而发生变迁。[1](p39)
如果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必须先找出促使中国传统社会改变的第一波新力量。此第一波新力量应该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为应付此入侵，中国从事工业化；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因此，要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先须了解中国从农业到工业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分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分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都市化变成自然的结果，因为新的工商人士都集中在都市地区，而他们也需要大量的人口替其工作，因而人口集中城市。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因为工业化的社会，人不仰赖土地，为了职业奔走四方，大家庭变成小家庭，而在工业化的社会，人多自食其力，不必承袭父母的田地为生，也不必守着父母，孝道也因而式微。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
二 经济变迁：从农业到工业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第一步是由传统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工业经济。传统农业经济是匮乏经济，由于不讲求科学技术，生产少，生活需自我节制。现代工业经济是富裕经济，此种经济是人不断改善科学技术以控制和利用自然的结果。[2](p3,7,11)由于生产多，人的生活趋向享受。
在1900年代前后，当中国开始发展现代经济时，是农业与工业并重的。以孙中山的思想为例，孙在1894年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书中，建议李鸿章设立机关以改良农业、设立农业学校以研究农业知识，并改良农具。[3](p3)1895年孙在广州谋起兵，组农学会以号召群众，自谓其农学会的主要工作在翻译外国农业书籍、推动建立农业学校、并促请政府设立农业机关。[3](p13～14)另一方面，孙对工业发展也非常留意。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李发展工业，并谓科学与机器是发展工业的主要手段。[3](p5～6)到1921年，孙出版《实业计划》，声言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并谓发展工业的方法为借用外资和促进机器生产。[4](p264)
孙中山在经济发展的构想上何以农业、工业并重?一方面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主要生产靠农业，另一方面，工业化为经济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而中国的工业落后甚多。除孙中山外，与孙同时代的名流，如郑观应、康有为、张之洞、张謇等，都主张农业与工业并重。[5](p20～28,61～88)而在清末民初，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是农业与工业并重。当时相信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而广大人民所需的粮食必须由农业来解决。
清末民初，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到1931年时河北定县的调查，在10 803个13岁以上的男子中，83．4％为农人，1．3％在农田帮工，3．9％为商人，1．9％为技工，1．6％为非技术工，1．7％为教育工作者，1．6％服务军警，0．4％在政府工作，4．5％为其它。[6](p38)据陈翰笙调查，1935年广东的38个县152村庄的家庭，85％为农家，另15％为商人、军公教人员和工人。[7](p2)
这种大量的农业人口，自清末民初以后遭遇到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关于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的统计，据1918年农商部的统计，中国约有50％自耕农，20％半自耕农，30％佃农。[7](p34)据前述陈翰笙1935年在广东38县152村庄中所作的调查，在24 776个家庭中，32．6％为地主，57．2％为佃农，10．2％为农家的长短工。[7](p115～117)
由于土地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工具，这种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增强了阶级的对比(见表1)。部分统计资料显示，在1920～1930年代，土地集中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见表2)。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因此，这些农民很难维持家庭的温饱。1922年华洋义赈会(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在直隶(河北)、江苏、山东、安徽和浙江调查240村庄7 079家庭的37 191个成员，发觉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17．6％的家庭，和直隶、山东二省62．2％的家庭，每年的收入不足50元。据当时估计，一个家庭每年的最低生活费为100～150元。在这种情形下，饥荒是经常发生的。清末1878～1879年的饥荒使50万人丧生。[6](p69～70，76)饥荒也使人逃离家园，在1923～1926年的四年间，平均每年迁移到中国东北的人数达514 070人。在1927年的荒年，一年中就有1 178 254人去东北。此后在1927～1929的三年问，平均每年有1 021 005人去东北。[6](p105)
自清末以后，全国上下便不断对农村危机谋求补救。孙中山提议从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业技术两方面着手，但其他的农业改革家则只重视改良农业技术。因此清末民初的农业改良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方面。在清末，至少在甲午战争以后，政府即开始兴办农业教育。在政府的提倡下，知识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