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如不服劳役、不受鞭刑，受官吏礼遇等。[19](p43)

　　士绅阶层的人数，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及以后有所不同。在清廷对抗太平军期间，为了鼓励地方捐助军费，规定该州县捐若干钱可以增加该州县若干生员名额。[19](p83)在这种情形下，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全国的生员名额原只有46 322人(文生员25 089人，武生员21 233人)，到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就增至56 919人(文生员30 113人，武生员26 806人)。[19](p88,94)生员考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就文生员而论，据估计，每三年有200万人竞争30 113个名额。[19](p92)整个士绅阶层的人数，据张仲礼估计，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约110万人，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约145万人。[19](p137)

　　士绅阶层属于儒家学者，缺乏现代知识与技能，无法应对采用新武器、新战术的外国军事侵略，无法应对外国工商业的入侵，也无法应对外来文化的传布。为寻求西方富强的奥秘，在改革派的怂恿下，清廷在1900年代建立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并把旧的教育制度废除，新知识分子及技术人才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共造就多少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特别在某一个年代，中国有多少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没有统计数字。为了方便，只能就在校的师生数作为示例。小学生不在计算之列，此处把各级学校的老师和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列为知识阶层，可以分成两个等级：一为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包括小学教师、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二为上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包括大学教师、中等学校教师和大专学生。1909年，在学校的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有147 871人，上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有38 197人，计共186 068人。①

　　近代以来，发展教育被视为富强的一种快捷途径。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学生的数目即不断增加，到1923年，在校下层知识分子及技术人才达448 620人，上层达58 104人，总共506 724人。②

　　1928年北伐完成以后，国民政府谋求各方面的建设，对教育的发展尤为注意。在抗战期间，对教育亦不忽视。抗战胜利后，各级学校迅速恢复，1946年，在校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达2 825 863人，上层达229 687人，总共3 055 550人。③

　　假如以1909年(宣统元年)代表清末，1923年(民国12年)代表北京政府时期，1946年(民国35年)代表国民政府时期，在校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数，国民政府时期为北洋政府时期的6倍，为清末的16．4倍，为清末整个士绅阶层的2．1倍。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后，不仅受教育的人数增加，学习的内容几乎也完全改变。关于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的专长，如以全国为范围，并无统计资料可循，但在校大专学生各科系的人数，也许可以作为示例。譬如在1928～1937年间，历年大专学生的数目从25 178至44 167不等，各科系的学生在全部学生的比例上，有的科系是逐年上升的，有的科系是下降的。在比例上下降的科系，学人文的从21．7％降至13．3％，学法政的从37．6％降至22．8％，学商的从6．7％降至5．9％。在比例上上升的科系，学医的从3．9％升至39．7％，学工程的从11．0％升至18．5％，学自然科学的从7．6％升至14．3％，学教育的从6．6％升至7．9％，学农的从4．1％升至5．8％。[20](p525～526)另一种示例是留学生所学的科系，以1909～1929年清华大学1 268个留美学生为例，学工程的占32．33％，学科学的占10．99％，学医的占5．19％，学农的占3．63％，学军事的占1．94％，学人文的占5．54％，学音乐的占0．25％，学社会科学的占23．84％，学法的占2．77％。[18](p111)

　　近代以来，归国留学生构成社会领导阶层的重要部分，汪一驹依据伍海德(H．G．W．Woodhead)所编的《中国年鉴》(The China Yearbook)中的人名录(Who’S Who)所作的统计，在历年所列载的名人中，归国留学生所占的百分比，1916年为49．5％，1923年为52．5％，1932年为68．8％，1939年为71．0％。[18](p177)地质学家如丁文江，工程师如詹天佑，工业家如穆湘玥，物理学家如李书华，数学家如陈省身，文学家如鲁迅，外交家如颜惠庆，教育家如严复、蔡元培和胡适，均为留学归国者。[18](p82～85，378～421，465～470，473～474)

　　四 现代工商阶层的形成

　　传统中国为农业国家，工商人士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所谓工商人士，近代以来包括贸易商、矿业家、银行家。从事金融活动者，以及服务运输业的经理人，由于人数渐多，已形成一个阶层，称为工商阶层。中国工商人士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虽可上溯至晚明，主要是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以后的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工商阶层约有七类人，即盐商、行商、买办、钱庄和票号及银行业者、制造业者、矿业者、以及一般工商界人士。盐商最早成为社会上的有钱阶层，因为他能垄断盐的制造和运售。盐商为增进其家庭的社会地位，供应子弟参加科考，在1649～1801年间，有143个进士来自盐商家庭，在1646～1800年间，有346个举人来自盐商家庭。[21](p83)到太平天国之乱时，由于许多盐商城市(如扬州)为战争所毁，导致盐商的衰弱，但盐商人数仍然很多，譬如在民国初年，只两淮盐区，就有35 000个盐商。[22](p148，157～158)

　　行商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他们自1720年以后获得对外贸易的特权。[23](p24)从1720年至1842年开五口通商，广州是中国惟一合法从事海上贸易的地方，对外的丝、茶、棉，以及非法的鸦片贸易，都操纵在行商手里。1842年以后，行商的影响力渐减，因为有更多的口岸可以从事对外贸易，而行商的对外贸易特权也已废止。到1856年英法联军前夕，由于亚罗船事件，广州的行商区被广州群众所焚，行商乃归于式微。[24](p4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53、70、78、62、69页和陈启天《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96、112、125、127、134、152页统计。

　　② 据《民国十五年中国年监》(日文版)，第461～497页统计。

　　③ 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217、223～224、230、238、243、244、254、298、303、304、310、311～312、319、336各页所列数字统计。

　　继行商而起的重要商人是买办，他们最初受雇于行商，为行商职员。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特权于1834年废除后，许多外商在中国雇用代理人，掌管银钱，并监督手下雇用的一些中国人。在行商制度消失之后，买办即变得重要。[24](p43)买办的数目，1854年约有250人，1870年350人。最初买办多为广东人，后来浙江人、江苏人增多。在1920年代的100个著名的买办中，43个为浙江人，31个为江苏人，7个为广东人，1个为安徽人，1个为江西人，3个籍贯不详。有些买办，如唐景星、郑观应和虞洽卿，投下许多资本在新式工业、矿业上，他们被视为外国资本家的走狗，但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确也有贡献。[25](p51～54，100～102，114～136)

　　银行金融业者，在清末民初，势力较大的有两类，传统的一类叫钱庄，起源于南宋时期。民国初年资本额在4 000元以上的钱庄至少尚有1 500家。现代的一类是银行，在1896～1937年间，有390家银行建立。在1936年，有25 652人在164家银行及其1 332家分支机构工作。清末民初的著名银行家有盛宣怀、梁士诒、朱葆三、叶景揆、张嘉璈、钱永铭、胡筠、陈廉伯等。[26](p51，54，67～82)

　　制造业为工商业的主体，这方面有成就者甚多，苏云峰统计的377个民初商人中，制造业者101人(将所列制药业者并入)，占百分之26．8％，著名的如胡文虎(制药)、张謇(纺纱)、穆湘瑶和穆湘玥兄弟(纺纱)等。[26](p59，76，72，82)

　　矿业家的人数不多，但因为采矿为新兴的行业，也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