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1900～1949)(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子组织农学会以研究农业技术；农民购买外国农具、使用杀虫剂及化学肥料、讲求灌溉及开垦，并引进新的品种。[8]到民国初年，上述的农业技术改良继续推行，耕地面积在1893年至1913年间增加9％，在1913年至1933年间增加8％，皆为荒地开垦的结果。灌溉面积，从1914年的三亿五千二百万亩，增至1924年的三亿九千五百万亩。化学肥料的进口，1912年为80万担，1928年增至250万担，1930年增至380万担。据柏金斯(Dwight H．Perkins)估计，在1350～1950年间，由于使用新品种、改良品种、和轮作，使每年的粮食增加39至57万吨。不过，由于粮食每年只增加0．6％，而人口则每年增加0．8％，粮食短缺还是经常发生，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之年。[9]
19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成北伐以后，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农业技术改良的理想付诸实施。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譬如在1933～1937年问，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10]
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抗战胜利后，美国协助中国农村复兴，于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1](p78，196)
大体说来，在1900～1949年间，在农业技术上有些改良，在平均地权方面没有什么成就。那50年可以说是农业衰退期，特别是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战争及水旱灾频仍，农业衰退更甚。
在20世纪前半期，政府于改良农业的同时，也发展工业。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政府与官僚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兵工业全为政府所办不必论，即就棉纺织业而论，据严中平统计，在1897～1911年间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19家棉纺织厂当中，12家为官僚所办，3家为买办所办，2家为旧式商人或绅士所办，另2家不详。到民国建立以后，一般商人投资于新工业者渐多，在1912～1922年间于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32家棉纺织厂中，21家为商人所办，6家为官僚所办，2家为绅士所办，2家不详。[12](p55)
其二，新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外资竞争。据估计，在1895～1911年间的490家工矿业的111 313 000元总投资中，88．25％属于外资。[13](p203)不过，也有的统计，外资的比例没有这样高，譬如建于1900～1911年间500工人以上的156家工厂中，26％为外人所办，74％为国人所办。[13](p1183)又譬如在1895～1913年间，中国在矿业、工程、纺织、食品、电力、造船等方面的总投资为223 438 000元，其中46．16％为外资。[14](p82～83)
其三，新工业及新企业的建立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在1930年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江苏、辽宁、河北(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改直隶为河北)、广东、山东、湖北六省，土地占全国10％，人口占全国36％。但外资占全国92％，铁路占全国53％，公路占全国42％，煤铁生产占全国64％，纺锤占全国93％，缫丝车占全国92％，榨油机占全国86％，电力占全国87％。在1920～1930年间所存在的1 302家工厂中，827家(占三分之二)设于上述沿江沿海地区的四大城市中：上海645家，无锡110家，汉口38家，大连34家。[6](p127)
其四，在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工业一直仍居工业的重要部门。在1912年雇用7个工人以上的20 749家工厂中，用机器动力的只占363家(即1．75％的工厂用机器动力)，而在363家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中，总共使用的机器不过737件。[15](p5～6)直到1933年，现代部门的生产(除去手工业)只占国内总生产的3．4％，即把建筑、现代商业、金融、现代交通运输加进去，当年现代部门的生产，不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16](p64)
上述的四个特点，可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工业化的一般情形，但许多其他统计显示，当时中国工业化也有些许成就。在1910年，中国只有4 500英里铁路，26个棉纺织厂，31个现代面粉厂。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外资输入的断绝或减少，中国商人能够扩展国内市场，中国工业就有很好的发展。尽管内战、外债、高税率和资本上的困难，在1918～1930年间工业继续发展，1929年的煤产量较1913年高出79％，铁路英里数高出76％。[6](p122～123)在1931年，中国有9 500英里的铁路，35 000英里的公路；有41个现代煤矿，加上旧式煤矿，年产量约2 500万吨；有9家钢铁公司，年产共约100万吨生铁，11万吨钢。棉纺织厂增至127个，有400万纺锤，3万架织布机。此127家棉纺织厂，58家在上海，25家在无锡，7家在天津，6家在汉口。上海、无锡、天津、汉口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业中心。在总数252 032个棉纺织厂的工人中，上海占94 342人，天津占16 798人，无锡占15 780人，汉口占1 951人。此外，中国当时约有500家电灯和电力公司，190～200家面粉厂，280～300家榨油厂，190家火柴厂，1 500～2 000家其他现代企业。[6](p16～17，85～87，146)
中国的工业发展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受挫，但在抗战期间，中国继续建立各式工业。在1938～1940年间，488家工厂和12182个技术人员从沿海和长江下游沿江各省撤至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据1943年经济部的调查报告，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有工厂3758家(工人241 662人)，其中590家在1937年时已存在，3168家建于1938～1942年间。工业总投资，除掉10倍的物价上升指数，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资本(不包括外资)差不多，工人数也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工人数略等。[17](p19)就全中国而论，工业生产毛额仍有增加。战后由于国共全面战争，生产毛额才下降。据张长基对1912～1949年间15种重要商品所作的总生产毛额统计，以1933年为100，1912年为11．9，1922年为34．7，1932年为91．6，1942年为115．7，1949年为105．6。[15](p60～61)
三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的兴起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兴起，与旧教育制度废除、新教育制度建立有关。所以要废除旧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制度，乃应合工业社会人才的需要。中国教育制度第一次改变在1860～1895年间，当时为应合洋务运动的需要，设立了一些外国语言学校(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技术学校(如机器学堂、船政学堂)和军事学校(如武备学堂、水师学堂)。中国教育制度的第二次改变在1898～1911年间，此期间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了现代的学制。现代学制分为三级，即初级、中级、高级，中、高级皆有一般的、师范的和职业的三类学科。此一学制自1902年开始建立，迄今仍大体未变。
新教育制度与旧教育制度极为不同，旧教育制度，以清朝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而论，只教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及诗文。在旧教育制度下，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对儒家经典有研究兼习诗文的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主要分三级：第一级考试在州县，通过后给予生员资格；第二级考试在省，通过后给予举人资格；第三级考试在京师，通过后给予进士资格。生员、举人、进士考试都是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的名额，生员约3万人，举人约1 500人，进士约300人。[18](p13)此外尚有较小的考试，从生员中考选优秀者给予贡生或监生的资格，送往京师，贡生可授官，监生可入国子监读书。贡生或监生的资格也可捐款购得，称为捐贡或捐监。[19](p3)生员和监生属下层士绅，贡生、举人、进士及官员属上层士绅。[19](p5～7)士绅为当时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有许多特
19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成北伐以后，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农业技术改良的理想付诸实施。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譬如在1933～1937年问，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10]
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抗战胜利后，美国协助中国农村复兴，于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1](p78，196)
大体说来，在1900～1949年间，在农业技术上有些改良，在平均地权方面没有什么成就。那50年可以说是农业衰退期，特别是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战争及水旱灾频仍，农业衰退更甚。
在20世纪前半期，政府于改良农业的同时，也发展工业。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政府与官僚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兵工业全为政府所办不必论，即就棉纺织业而论，据严中平统计，在1897～1911年间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19家棉纺织厂当中，12家为官僚所办，3家为买办所办，2家为旧式商人或绅士所办，另2家不详。到民国建立以后，一般商人投资于新工业者渐多，在1912～1922年间于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32家棉纺织厂中，21家为商人所办，6家为官僚所办，2家为绅士所办，2家不详。[12](p55)
其二，新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外资竞争。据估计，在1895～1911年间的490家工矿业的111 313 000元总投资中，88．25％属于外资。[13](p203)不过，也有的统计，外资的比例没有这样高，譬如建于1900～1911年间500工人以上的156家工厂中，26％为外人所办，74％为国人所办。[13](p1183)又譬如在1895～1913年间，中国在矿业、工程、纺织、食品、电力、造船等方面的总投资为223 438 000元，其中46．16％为外资。[14](p82～83)
其三，新工业及新企业的建立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在1930年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江苏、辽宁、河北(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改直隶为河北)、广东、山东、湖北六省，土地占全国10％，人口占全国36％。但外资占全国92％，铁路占全国53％，公路占全国42％，煤铁生产占全国64％，纺锤占全国93％，缫丝车占全国92％，榨油机占全国86％，电力占全国87％。在1920～1930年间所存在的1 302家工厂中，827家(占三分之二)设于上述沿江沿海地区的四大城市中：上海645家，无锡110家，汉口38家，大连34家。[6](p127)
其四，在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工业一直仍居工业的重要部门。在1912年雇用7个工人以上的20 749家工厂中，用机器动力的只占363家(即1．75％的工厂用机器动力)，而在363家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中，总共使用的机器不过737件。[15](p5～6)直到1933年，现代部门的生产(除去手工业)只占国内总生产的3．4％，即把建筑、现代商业、金融、现代交通运输加进去，当年现代部门的生产，不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16](p64)
上述的四个特点，可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工业化的一般情形，但许多其他统计显示，当时中国工业化也有些许成就。在1910年，中国只有4 500英里铁路，26个棉纺织厂，31个现代面粉厂。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外资输入的断绝或减少，中国商人能够扩展国内市场，中国工业就有很好的发展。尽管内战、外债、高税率和资本上的困难，在1918～1930年间工业继续发展，1929年的煤产量较1913年高出79％，铁路英里数高出76％。[6](p122～123)在1931年，中国有9 500英里的铁路，35 000英里的公路；有41个现代煤矿，加上旧式煤矿，年产量约2 500万吨；有9家钢铁公司，年产共约100万吨生铁，11万吨钢。棉纺织厂增至127个，有400万纺锤，3万架织布机。此127家棉纺织厂，58家在上海，25家在无锡，7家在天津，6家在汉口。上海、无锡、天津、汉口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业中心。在总数252 032个棉纺织厂的工人中，上海占94 342人，天津占16 798人，无锡占15 780人，汉口占1 951人。此外，中国当时约有500家电灯和电力公司，190～200家面粉厂，280～300家榨油厂，190家火柴厂，1 500～2 000家其他现代企业。[6](p16～17，85～87，146)
中国的工业发展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受挫，但在抗战期间，中国继续建立各式工业。在1938～1940年间，488家工厂和12182个技术人员从沿海和长江下游沿江各省撤至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据1943年经济部的调查报告，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有工厂3758家(工人241 662人)，其中590家在1937年时已存在，3168家建于1938～1942年间。工业总投资，除掉10倍的物价上升指数，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资本(不包括外资)差不多，工人数也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工人数略等。[17](p19)就全中国而论，工业生产毛额仍有增加。战后由于国共全面战争，生产毛额才下降。据张长基对1912～1949年间15种重要商品所作的总生产毛额统计，以1933年为100，1912年为11．9，1922年为34．7，1932年为91．6，1942年为115．7，1949年为105．6。[15](p60～61)
三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的兴起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兴起，与旧教育制度废除、新教育制度建立有关。所以要废除旧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制度，乃应合工业社会人才的需要。中国教育制度第一次改变在1860～1895年间，当时为应合洋务运动的需要，设立了一些外国语言学校(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技术学校(如机器学堂、船政学堂)和军事学校(如武备学堂、水师学堂)。中国教育制度的第二次改变在1898～1911年间，此期间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了现代的学制。现代学制分为三级，即初级、中级、高级，中、高级皆有一般的、师范的和职业的三类学科。此一学制自1902年开始建立，迄今仍大体未变。
新教育制度与旧教育制度极为不同，旧教育制度，以清朝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而论，只教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及诗文。在旧教育制度下，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对儒家经典有研究兼习诗文的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主要分三级：第一级考试在州县，通过后给予生员资格；第二级考试在省，通过后给予举人资格；第三级考试在京师，通过后给予进士资格。生员、举人、进士考试都是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的名额，生员约3万人，举人约1 500人，进士约300人。[18](p13)此外尚有较小的考试，从生员中考选优秀者给予贡生或监生的资格，送往京师，贡生可授官，监生可入国子监读书。贡生或监生的资格也可捐款购得，称为捐贡或捐监。[19](p3)生员和监生属下层士绅，贡生、举人、进士及官员属上层士绅。[19](p5～7)士绅为当时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有许多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