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采矿有成成为工商业界的名人，如周学熙(皖人)、李国钦(湘人)、殷楚贤(湘人)等。[26](p70～72)

　　其他工商界人，范围至广。仅就苏云峰的统计，可列表如下。[26](p59)

　　统计中的377人，一般商人130人，占34．5％。由于一般商人成名者不多，在整个工商阶层中的人口比例，当较34．5％为高。

　　就工商阶层全体而论，其影响力是日渐增加的，特别在各地商会普遍成立以后。商会是1902年由清政府鼓励而设立，到1908年全国31个大城市和135个小城镇中都有商会设立。[27](p217～218)到1910年，全国商会会员达20万人，其中广东人占13．1％，江苏人占11．4％，直隶人占8．8％，浙江人占8．7％，其他各省人数较少。[28]民国初年，商会及商会会员人数继续增加，1912年有商会800个；1915年有商会1 242个，会员25万人；1919年有商会1 447个。[27](p218,220)

　　在1920年前后，工商阶层相当活跃。他们参与了联省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社会改革(如教育、国民卫生)运动，也参加了一连串的罢市(如在五四、五卅运动中)。在这种情形下，商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从一市，到全省，到全国，逐渐扩大。在1920年，天津有一个丝商名赵俊卿(原资料为 Chao Chun-ching)，在天津商会中表示，工商界应负起国家福利的责任。在1921年末，有人在上海的全国总商会中讲演，表明工商界人士了解国家的处境、了解国家的需要，可以把他们的经验与知识贡献给国家，并表示只有工商银行界及教育界人士有余暇和经验而关怀国家，并能受到人民的尊重。[27](p225)另一方面，到1926～1927年，上海的金融界领袖逐渐与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接近，他们支持蒋介石的国家统一运动，协助打倒军阀，因为军阀的战争对金融业的发展是有妨害的。[29](p95)

　　大体说来，工商阶层的人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各省的城市，其人数在整个中国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率不高。据估计，在1920年代，中国工商阶层约有一千万或稍多一点[26](p57)，约占全人口的2．5％。



　　五 都市化的趋势

　　19世纪的中国，大部人民住于乡村，村民大多从事农业，彼此之间相当熟识。城市与乡村不同，在政治事务方面，城市有政府和警察，乡村主要靠士绅；城市的识字率较高，乡村较低；城市的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律维持，乡村则重礼仪与道德；城市的社会流动较大，乡村流动较小；城市的社会关系是业缘的和组织的，乡村的社会关系是血缘的和地缘的；城市的经济生活是互相依赖的，乡村是自给自足的。[2](p4～5,10)从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工业、商业、运输业及其他企业的发展，城市成为移民和离村农民的集居地。以1935年的沈阳为例，在50万人口中，生在沈阳的只占39．2％，有17．4％自辽宁省各地移入，35．3％自山东和河北移入，3．6％自日本和朝鲜移入。[30](p374～376)

　　城市有四种特性，其一，集居的人口较多。各国所定城市的人口标准，通常依国家人口密度状况而定，如瑞典200人，丹麦250人，加拿大1 000人，法国2 000人，美国2 500人，比利时5 000人，埃及10 000人，苏俄12 000人，荷兰20 000人，日本30 000人。其二，人口密度较大。各国标准亦不同，西方学者一般以每方公里800人以上为准。其三，城市的人口较富异质。他们大多不业农(农民不超过25％)，有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来自不同的地理区域。其四，为周围地区的文化、经济及政治中心。[31](p397，399，412，p15～17)

　　都市化起于服务业与工商业的兴起，一个聚落(包括村、镇、城)，其人口成长率大于自然成长率、高于周围聚落的人口成长率，即为都市化现象。城市在古代就发生，西周有城邑375个，春秋时增至466个，战国时有万户(约五万人)的大城约70至90个。古代城墙是用土筑的，唐代的大城才加砖。又据施坚雅(G．W．Skinner)估计，1893年中国内地有2 000人口以上的城市1 779个，人口共23 513 000人，占全国人口6％。[7](p26～28)清末民初，都市化在沿江沿海的省区进行。当时都市化最显著的地区是江苏。1919年江苏有10个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7个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16个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到1932年，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各增至17个。上海是江苏的最大城市，其人口，1843年20万，1872年25万，1911年100万，1921年150万，1936年350万。与江苏相比，浙江省小城市较多，如1921年浙江有1至2万人口的城市66个，而江苏在1919年，这样的城市只有33个。浙江最大的城市是杭州，其人口，1884年25万，1911年68万，l928年81万。长江中游的城市以湖北的汉口最重要，其人口，1888年18万，1906年52万，1917年70万。由于铁路的修筑，近代以来华北的城市有显著的发展。在山东省，济南的人口，1906年10万，1911年20万，1917年27万；青岛的人口，1910年16万，1927年32万。在直隶省，北京的人口在19世纪后期为50万，1919年增至93万；天津的人口，1903年32万，1910年代增至75万。[28](p483～484)依据20世纪初年日本的调查，江苏、直隶和四川为中国三个都市化最显著的省区，三省住在一万人以上或重要城市的人口与全省人口的比，江苏为13．6％，直隶为11．2％，四川为9．9％。[32](p6)

　　六 家庭结构的变迁

　　前述的许多改变，促使了家庭结构的改变。其一，人口由乡村移向城市，不少青年人离开了同居的父母，原来同居一起的兄弟姊妹，也分散在各处工作，这使传统的大家庭制度解体。其二，离开一大家人耕田的农村，到工商社会工作，使年青人在经济上独立，仍倾向于单独住，小家庭因而增多。其三，无论移居还是因职业变动而搬迁，大多以个人或小家庭为单位，这样也促使了大家庭的衰落和小家庭的兴起。[33](p303)

　　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不同。传统家庭的特色：1．与父母同居的大家庭为理想形式；2．夫权高，妻和子女的地位均低；3．父母替子女选择配偶；4．家族对家庭的管辖多，协助也多。现代家庭的特色：1．不与父母同居的小家庭为理想形式；2．夫妻和子女的地位平等；3．子女自己选择配偶；4．家族对家庭无管辖权，协助也少。[34](p45～46)

　　家庭变迁的动力为工业化、都市化和新思想。家庭变迁，最重要的是家庭人口的减少。一般说来，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的家庭人口的平均都是5～6人。[35](p269)据何柄棣研究，中国家庭人口的平均数，1393年为5．68，1812年为5．33。[36](p10)此种平均数，与l930年代初期大陆家庭人口数相比，都没有显著的变化。据统计，1934～1935年大陆地区每个家庭的平均人口为5．5人。[34](p97，274)家庭平均人口减少的趋势，台湾地区到1960年代以后才显著。据统计，1969～1979年间，台湾家庭人口平均数，逐年缓慢递减，从5．64人减至4．86人，从无回升现象。[35](p274)

　　一般认为传统家庭是大家庭，现代家庭是小家庭，实际上大小不以家庭人数多少来分。一个四口之家可能是大家庭，如果此四口的组合是父、母、子、媳；一个十多口之家可能是小家庭，如果此家庭的份子组合是父、母及未成年的孩子们。从家庭结构来看，有三种家庭模式：一种是以夫妇和未成年的子女所结合的家庭，叫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一种是直系血亲家庭，是父母、长子媳等直系血亲同居，叫主干家庭(stem family)；一种是几代的小家庭同居，叫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或联合家庭(joint family)。这三种家庭数目在中国消长的情形，有系统的统计数字无多，仅可举若干数据加以说明。1946年调查华北农村的458个家庭的情形可见如下表[37](p136)。



　　1946年在上海所调查的208个家庭情形可见如下表[37](p137)：



　　1946年在福建所调查的44个家庭情形可见如下表[37](p148)：



　　由上列三表显示，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