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之间(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锲而不舍’”（《两地书》）；在争取经济权上，则要她们发扬天津“青皮”的“无赖精神”，“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娜拉走后怎样》）。这样的开导，早已超出要经济权以外了，但在要经济权这一点上，鲁迅的指令是简单、清晰而执著的。
事实上，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是与社会分工变化、家庭结构改组密切相关的。近年来，一些学者关注民国初年的家庭变革与家庭问题研究，而这正是与妇女经济有重大关系的命题。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将“五四”时期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讨分为以下几类：
一、针对几千年来封建大家族制度对妇女的束缚，向传统家庭挑战，倡导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小家庭制，把妇女从买卖婚姻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获得相对的经济自主权。
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而“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此非个人独立之道也，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已不再适应现代生活，到了非打破不可的时候了。晏始在《家庭制度崩坏》一文中，提出了实行欧美小家庭制的主张，认为父权的大家庭制在中国已难以维持，应代以“欧美式以个人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小家族主义的新生活形态”。严恩椿的《家庭进化论》则提到要将原有大家庭的财产分给各个小家庭，各小家庭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发表于《新青年》二卷二号上的《新青年之家庭》一文，主张小家庭的“出纳庶务，均由主妇主张之，男子无干涉之权”。刊登于《妇女杂志》七卷一号上的《新家庭》一文，更要求“新家庭之中财产，属之于得产之人，其义在养成个人主义，发达自立之能力，而铲除依赖根性也”。30年代，一些知识妇女纷纷在报上倾吐自己建立小家庭后的感想，尽管喜忧参半，但不再是民初妇女一味的苦诉，这也不失为妇女相对经济独立后的一个印证吧。
二、从社会角度，以妇女职业为中心议题，探索妇女经济独立之路。
小家庭的建立，无论是男女经济共有还是各自经济独立，都必建立在妇女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基础之上。昔日的聘金妆奁，是大家庭的投资（需用以“孝”为核心的人格与财产依附来交换），既建立独立的小家庭，自不好也不能再接受。加之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结构变化，既成为小家庭建立也成为大家庭破败的因素，中国近代化城市工业，也是部分地建立在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基础上的 ，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大家庭的衰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经济上的变化也如观念上的变化，正像鲁迅所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由是，为妇女在社会上谋得经济独立的一席之地，就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的追求。陈问涛在《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一文中说，妇女职业问题，要算是妇女问题的中心问题，因为“照唯物史观，一切精神的变动，都是由于物质变动……倘使不能把妇女经济问题解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其他什么‘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等，皆是空谈了！”他还为妇女们开列了12个就业方向，即各种商业、工场上的工作、合作的手工业、各级学校教师、书记、新闻记者、邮电管理、铁路职员、戏剧家、音乐家、农业等，并补充说，“凡现社会所有的职业，除一二男子特别职业，女子生理上万不能经营外，其余都是女子职业的领域” ，这就从心态和舆论上为妇女求职铺了路。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中也提到了妇女的职业问题：“凡妇女不管父家夫家富的贫的，自己总当勉力谋得一件职业以养生。但在这样社会，女子的职业甚少，故最要的应由女界共同组织各种妇女的职业机关。……如茶楼酒馆与各项商业的经营。”“若说女子应该谋一比此较高尚的事业，则我想女子应该组织‘女子教员会’，互相提携。” 从2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报刊日益关注妇女的职业问题，刊登了不少讨论文章，有主张从女子职业教育入手的，有主张创办“女子共作社”等女子职业组织的，有要求社会向妇女开放一切职业，并同工同酬的。加之20年代弥漫于知识界的各种新思潮下的各种社团组织，如属于工读主义的“工读互助团”、属于新村主义的“平民学校”等，也为妇女跨入社会求职提供了一些实验基地。与此同时，各大报刊杂志还大量介绍了欧美各国妇女所从事的职业，有的还配上插图详加说明，这就为知识妇女谋职打开了眼界，提供了帮助。五四运动后，上海等大城市各行业都开始有女职员出现，而以医疗、银行、商店、文艺、电讯等部门更为突出。 主张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张竞生，也在他创办的“美的书店”中招募了几位女店员。
三、为妇女财产求得法律与道德上的保障。
有了小家庭与自己的职业，妇女的财产未必能得到保障，这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与社会道德保障机制。为此，张竞生提出的以下几项措施：（1）“要求女子得与伊的兄弟同分产业——此事除从法律上要求规定外，现在最紧要的应由各地女界发起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运动。”“向那些比较开能通的智识界、外交界、慈善界与农工商界等征求同意。愿者签名，代为登报赞扬，同时也算是为他们的女儿作保证人。”（2）凡已嫁得开通夫婿的妇人者，应以情动与理喻其夫，务必得一种法律性的平分产业的凭据。若有子女者，则母亲至少须有与子女同分一份家产的规定。（《中国妇女眼前问题》）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也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但“战斗不算好事情……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将财产平均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这类主张，对于有产阶级的妇女来说，还有帮助，对于尚无任何财产可言的广大劳动妇女而言，就提不到议事日程上了。二三十年代就妇女经济问题在法律上的斗争，主要集中于打破限制妇女职业权的旧法律，制定新的职业开放、工资平等和劳动保护等法律上。
概言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索，是附着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内的各种改造社会思潮之中的，涉及范围广，但缺乏系统性的专门研究。
三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探索的第三个层面是文化的，即如何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论的时代特色，也是其主要的历史功绩。知识分子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其中一些内容因种种原因至今未得重视与解决，我将择其要而叙之。
人的解放是以文化观念的变革为前提，又是以文化观念的更新为结果的，妇女解放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要的是个性的解放，是对自由意识的追求 ，这离中国妇女的现实相距甚远。如何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广大妇女自觉的行动，就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课题。综观这一时期一切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化上的大讨论，如伦理、道德、爱情、贞操、婚姻、家庭、育儿、独身、社交、教育等，就文化观念而言，概括起来无非要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针对封建文化中的“男尊女卑”的一元妇女观，提出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的二元妇女观，进而
事实上，妇女经济地位的变化是与社会分工变化、家庭结构改组密切相关的。近年来，一些学者关注民国初年的家庭变革与家庭问题研究，而这正是与妇女经济有重大关系的命题。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将“五四”时期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讨分为以下几类：
一、针对几千年来封建大家族制度对妇女的束缚，向传统家庭挑战，倡导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小家庭制，把妇女从买卖婚姻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获得相对的经济自主权。
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而“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此非个人独立之道也，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已不再适应现代生活，到了非打破不可的时候了。晏始在《家庭制度崩坏》一文中，提出了实行欧美小家庭制的主张，认为父权的大家庭制在中国已难以维持，应代以“欧美式以个人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小家族主义的新生活形态”。严恩椿的《家庭进化论》则提到要将原有大家庭的财产分给各个小家庭，各小家庭在经济上保持独立。发表于《新青年》二卷二号上的《新青年之家庭》一文，主张小家庭的“出纳庶务，均由主妇主张之，男子无干涉之权”。刊登于《妇女杂志》七卷一号上的《新家庭》一文，更要求“新家庭之中财产，属之于得产之人，其义在养成个人主义，发达自立之能力，而铲除依赖根性也”。30年代，一些知识妇女纷纷在报上倾吐自己建立小家庭后的感想，尽管喜忧参半，但不再是民初妇女一味的苦诉，这也不失为妇女相对经济独立后的一个印证吧。
二、从社会角度，以妇女职业为中心议题，探索妇女经济独立之路。
小家庭的建立，无论是男女经济共有还是各自经济独立，都必建立在妇女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基础之上。昔日的聘金妆奁，是大家庭的投资（需用以“孝”为核心的人格与财产依附来交换），既建立独立的小家庭，自不好也不能再接受。加之中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结构变化，既成为小家庭建立也成为大家庭破败的因素，中国近代化城市工业，也是部分地建立在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基础上的 ，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大家庭的衰落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经济上的变化也如观念上的变化，正像鲁迅所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由是，为妇女在社会上谋得经济独立的一席之地，就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的追求。陈问涛在《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一文中说，妇女职业问题，要算是妇女问题的中心问题，因为“照唯物史观，一切精神的变动，都是由于物质变动……倘使不能把妇女经济问题解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其他什么‘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等，皆是空谈了！”他还为妇女们开列了12个就业方向，即各种商业、工场上的工作、合作的手工业、各级学校教师、书记、新闻记者、邮电管理、铁路职员、戏剧家、音乐家、农业等，并补充说，“凡现社会所有的职业，除一二男子特别职业，女子生理上万不能经营外，其余都是女子职业的领域” ，这就从心态和舆论上为妇女求职铺了路。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中也提到了妇女的职业问题：“凡妇女不管父家夫家富的贫的，自己总当勉力谋得一件职业以养生。但在这样社会，女子的职业甚少，故最要的应由女界共同组织各种妇女的职业机关。……如茶楼酒馆与各项商业的经营。”“若说女子应该谋一比此较高尚的事业，则我想女子应该组织‘女子教员会’，互相提携。” 从2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报刊日益关注妇女的职业问题，刊登了不少讨论文章，有主张从女子职业教育入手的，有主张创办“女子共作社”等女子职业组织的，有要求社会向妇女开放一切职业，并同工同酬的。加之20年代弥漫于知识界的各种新思潮下的各种社团组织，如属于工读主义的“工读互助团”、属于新村主义的“平民学校”等，也为妇女跨入社会求职提供了一些实验基地。与此同时，各大报刊杂志还大量介绍了欧美各国妇女所从事的职业，有的还配上插图详加说明，这就为知识妇女谋职打开了眼界，提供了帮助。五四运动后，上海等大城市各行业都开始有女职员出现，而以医疗、银行、商店、文艺、电讯等部门更为突出。 主张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张竞生，也在他创办的“美的书店”中招募了几位女店员。
三、为妇女财产求得法律与道德上的保障。
有了小家庭与自己的职业，妇女的财产未必能得到保障，这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与社会道德保障机制。为此，张竞生提出的以下几项措施：（1）“要求女子得与伊的兄弟同分产业——此事除从法律上要求规定外，现在最紧要的应由各地女界发起一个有计划的社会运动。”“向那些比较开能通的智识界、外交界、慈善界与农工商界等征求同意。愿者签名，代为登报赞扬，同时也算是为他们的女儿作保证人。”（2）凡已嫁得开通夫婿的妇人者，应以情动与理喻其夫，务必得一种法律性的平分产业的凭据。若有子女者，则母亲至少须有与子女同分一份家产的规定。（《中国妇女眼前问题》）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也说：“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但“战斗不算好事情……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将财产平均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这类主张，对于有产阶级的妇女来说，还有帮助，对于尚无任何财产可言的广大劳动妇女而言，就提不到议事日程上了。二三十年代就妇女经济问题在法律上的斗争，主要集中于打破限制妇女职业权的旧法律，制定新的职业开放、工资平等和劳动保护等法律上。
概言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索，是附着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内的各种改造社会思潮之中的，涉及范围广，但缺乏系统性的专门研究。
三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探索的第三个层面是文化的，即如何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论的时代特色，也是其主要的历史功绩。知识分子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其中一些内容因种种原因至今未得重视与解决，我将择其要而叙之。
人的解放是以文化观念的变革为前提，又是以文化观念的更新为结果的，妇女解放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要的是个性的解放，是对自由意识的追求 ，这离中国妇女的现实相距甚远。如何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广大妇女自觉的行动，就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课题。综观这一时期一切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化上的大讨论，如伦理、道德、爱情、贞操、婚姻、家庭、育儿、独身、社交、教育等，就文化观念而言，概括起来无非要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针对封建文化中的“男尊女卑”的一元妇女观，提出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的二元妇女观，进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