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之间(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养成妇女在追求自我解放观念上的自觉。
西方的妇女运动是建立在“为人或为女的两重自觉”基础上的，它不仅仅要求与男人享有同样的政治权、经济权和教育权，更重要的是它要为女性特有的思维、心理、价值观、审美情趣与生存方式等等争得发展权，这是对西方男权社会的反拨。但在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讲究“天人合一”，“男主外妇主内”；一方面则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妇女从来都是依附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从未给女性以独立发展的空间，妇女们不仅被严酷地禁锢在“家族”之内，更被弱化成男性文化的附属品，“男主女从”，天经地义，连女子也视为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从文化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为此，“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即一方面呼吁社会把妇女当成一个独立存在的“人”来看待，而不再把妇女看成家族的、男性的附庸。他们引进西方的妇女观，介绍西方女权运动发展现状，作为改变中国传统妇女观的有力武器。吴虞在《女权平议》中对封建的“男主女从”的妇女观发起猛烈攻势，指出“以欧美妇女之趋势证吾国家庭之现象，诚有不忍言者”；“愿通达古今之君子，览世界之大势，勿徒吟咏咀嚼二千年以上之陈言”。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指出，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如今欧美的男子，知道了女子的本领，承认女子有独立的资格，以男女两性为本位；依中国的国情，比欧美更加有解放女子的必要，为女子的应该知道自己是“人”，为男子的则应顺乎时代潮流，帮助女子实现“人”的解放。李大钊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一文中指出：“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可变动……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我们要是要求两性间的Democracy，这妇女解放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另一方面，他们则呼吁妇女从被奴役的恶梦中醒来，明白“自己也是个人”，不再甘为他人的附庸。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把“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介绍给中国妇女，指出娜拉所以要离家出走，只是因为她觉悟了了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周作人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中强调妇女的解放必须是建立在妇女个体观念的“自觉”之上的，这是妇女摆脱男性束缚的第一步，并指出：“我觉得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他将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精髓的“知道你自己”引入对妇女问题的思考：“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
“人的觉醒”不能等同于“女性的觉醒”，要使妇女真正获得解放，还必须从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价值。二千年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意识中，妇女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祸水娼妇；或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或为男人泄欲的工具，都要以牺牲女人的生命为代价的。“食色二性”都是针对男人的满足而言的，女人不仅没有经济独立的权力与意识；而且在性生活及性文化上，也从来没有“做女人”的权力与意识，女人被看作是没有性欲的，从而，从最基本的生存意识上，剥夺的“女性”的存在权力 ，无性的爱和无爱的性，构成了“文化的死角” 。因此，从性别观念上正本清源，彻底肃清封建文化对妇女身心的禁制，就成为“五四”时期的重大课题。为此周作人翻译引进《贞操论》，介绍蔼理斯的性心理学及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妇女观，旨在向人们说明，女性不仅有性欲，而且是与男人有差异的；女性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性欲，都是正当与健康的。尊重妇女，就应从尊重妇女的性欲求与性心理，了解男女性欲差异开始，真正把女人当作有情有欲的活生生的“女人”来看待，男女都应如此。浪漫如张竞生者，设计了《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组织法》，欲一改封建专制下“男主女从”的妇女观，确立“新女性中心论”，用女人天性中“爱”与“美”的特性主导社会，从而构成一种男女两性和谐的“艺术的生活”。在《美的人生观》中，张竞生将法国浪漫主义与性科学引进中国，为人们描画了一幅美丽而生动的两性生活蓝图，其中既有纯洁的性观念，也有艺术的性技巧；女性成为自己身体、情感的主人和社会的主角，她圣洁而美丽，善良而多情，健康而快乐……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找不到这样的妇女观。但是，正如伍尔夫所说，女性的解放是以“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五百英镑”为基础的。 对广大妇女而言，制度的变革与经济的变革是妇女解放的硬件，硬件没有，其他一切免谈。因此，这类立足于妇女的性特征而阐发的妇女解放论，虽然触及了两性文化的根本，但超越当时妇女解放的现实太远，其存在意义只能是“纸上谈兵”式的理论探讨，而张竞生本人，也只能落得个“被淘汰出局的失踪者“（周彦文语）的命运。
另外，一些知识分子还就当时妇女解放运动中存在的“以男性解放为标准”的偏颇，提出质疑。他们或从女性特有的社会角色出发，认定“男子的气质包含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发主的精神”；或从女性特有的性心理出发，指出健康的社会是以健康的个人的发展为基础的，不重视女性特有的性心理需求，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也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二、针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大力发展女子教育，为新的妇女观的普及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近代以来，发展女子教育已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共识，相对稳步发展起来的各级女子学堂、教会女子大学，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包括勤工俭学在内的各类女子教育，便是知识分子们在这一共识下具体操作的成果。但五四运动后，随着新一轮参政热的出现及人们对妇女经济问题的关注，女子教育似乎不再成其为“大问题”了。针对这种情况，1922年11月6日，梁启超在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中强调，人权运动含有三种意味：一是教育上的平等权，二是职业上的平等权，三是政治上的平等权。“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近来讲女权的人，集中于参政问题，我说是急其所缓缓其所急。”“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人权与女权》）在民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那个多元共进的社会环境下，梁启超的提醒不会没有作用，但也不再有“振臂一呼”的效果了。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在提倡男女教育平权，使女子们“都彻底觉悟自己是一个人”的同时，已经有人提出了“女子的特殊教育”问题，将女子教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1926年，梁实秋把卢梭的女子教育观介绍给中国：“卢梭论女子教育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如其教育是因人而设的，那么女子当然应有女子的教育”。他还批评说：“男女平等观念影响于近代女子教育趋势者，至大且深，现代女子教育最显著的趋势，就是把女子训练得愈像男子愈好，这真是徒劳而无功的事。” 。1927年，马寅初在对北京女子学院中学部的讲演中，从女子具有“爱”“道德”“精细”“节省”等特长讲起，论述了男女差异及与之相关的教育观念，指出：“女子自有其所长，自有其特性，正不必强学男子，跟着他跑。” 让教育更贴近妇女的自然特性，从理论上说是
西方的妇女运动是建立在“为人或为女的两重自觉”基础上的，它不仅仅要求与男人享有同样的政治权、经济权和教育权，更重要的是它要为女性特有的思维、心理、价值观、审美情趣与生存方式等等争得发展权，这是对西方男权社会的反拨。但在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讲究“天人合一”，“男主外妇主内”；一方面则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妇女从来都是依附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从未给女性以独立发展的空间，妇女们不仅被严酷地禁锢在“家族”之内，更被弱化成男性文化的附属品，“男主女从”，天经地义，连女子也视为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从文化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为此，“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即一方面呼吁社会把妇女当成一个独立存在的“人”来看待，而不再把妇女看成家族的、男性的附庸。他们引进西方的妇女观，介绍西方女权运动发展现状，作为改变中国传统妇女观的有力武器。吴虞在《女权平议》中对封建的“男主女从”的妇女观发起猛烈攻势，指出“以欧美妇女之趋势证吾国家庭之现象，诚有不忍言者”；“愿通达古今之君子，览世界之大势，勿徒吟咏咀嚼二千年以上之陈言”。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指出，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如今欧美的男子，知道了女子的本领，承认女子有独立的资格，以男女两性为本位；依中国的国情，比欧美更加有解放女子的必要，为女子的应该知道自己是“人”，为男子的则应顺乎时代潮流，帮助女子实现“人”的解放。李大钊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一文中指出：“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可变动……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我们要是要求两性间的Democracy，这妇女解放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另一方面，他们则呼吁妇女从被奴役的恶梦中醒来，明白“自己也是个人”，不再甘为他人的附庸。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把“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介绍给中国妇女，指出娜拉所以要离家出走，只是因为她觉悟了了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周作人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中强调妇女的解放必须是建立在妇女个体观念的“自觉”之上的，这是妇女摆脱男性束缚的第一步，并指出：“我觉得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在《妇女运动与常识》中，他将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精髓的“知道你自己”引入对妇女问题的思考：“我相信必须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
“人的觉醒”不能等同于“女性的觉醒”，要使妇女真正获得解放，还必须从观念上确认妇女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价值。二千年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意识中，妇女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祸水娼妇；或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或为男人泄欲的工具，都要以牺牲女人的生命为代价的。“食色二性”都是针对男人的满足而言的，女人不仅没有经济独立的权力与意识；而且在性生活及性文化上，也从来没有“做女人”的权力与意识，女人被看作是没有性欲的，从而，从最基本的生存意识上，剥夺的“女性”的存在权力 ，无性的爱和无爱的性，构成了“文化的死角” 。因此，从性别观念上正本清源，彻底肃清封建文化对妇女身心的禁制，就成为“五四”时期的重大课题。为此周作人翻译引进《贞操论》，介绍蔼理斯的性心理学及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妇女观，旨在向人们说明，女性不仅有性欲，而且是与男人有差异的；女性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性欲，都是正当与健康的。尊重妇女，就应从尊重妇女的性欲求与性心理，了解男女性欲差异开始，真正把女人当作有情有欲的活生生的“女人”来看待，男女都应如此。浪漫如张竞生者，设计了《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组织法》，欲一改封建专制下“男主女从”的妇女观，确立“新女性中心论”，用女人天性中“爱”与“美”的特性主导社会，从而构成一种男女两性和谐的“艺术的生活”。在《美的人生观》中，张竞生将法国浪漫主义与性科学引进中国，为人们描画了一幅美丽而生动的两性生活蓝图，其中既有纯洁的性观念，也有艺术的性技巧；女性成为自己身体、情感的主人和社会的主角，她圣洁而美丽，善良而多情，健康而快乐……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找不到这样的妇女观。但是，正如伍尔夫所说，女性的解放是以“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五百英镑”为基础的。 对广大妇女而言，制度的变革与经济的变革是妇女解放的硬件，硬件没有，其他一切免谈。因此，这类立足于妇女的性特征而阐发的妇女解放论，虽然触及了两性文化的根本，但超越当时妇女解放的现实太远，其存在意义只能是“纸上谈兵”式的理论探讨，而张竞生本人，也只能落得个“被淘汰出局的失踪者“（周彦文语）的命运。
另外，一些知识分子还就当时妇女解放运动中存在的“以男性解放为标准”的偏颇，提出质疑。他们或从女性特有的社会角色出发，认定“男子的气质包含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发主的精神”；或从女性特有的性心理出发，指出健康的社会是以健康的个人的发展为基础的，不重视女性特有的性心理需求，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也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二、针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大力发展女子教育，为新的妇女观的普及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近代以来，发展女子教育已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共识，相对稳步发展起来的各级女子学堂、教会女子大学，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兴起的，包括勤工俭学在内的各类女子教育，便是知识分子们在这一共识下具体操作的成果。但五四运动后，随着新一轮参政热的出现及人们对妇女经济问题的关注，女子教育似乎不再成其为“大问题”了。针对这种情况，1922年11月6日，梁启超在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中强调，人权运动含有三种意味：一是教育上的平等权，二是职业上的平等权，三是政治上的平等权。“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近来讲女权的人，集中于参政问题，我说是急其所缓缓其所急。”“女权运动的真意义，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觉，从智识能力上力争上游，务求与男子立于同等地位。这一着办得到，那么，竞业、参政，都不成问题；办不到，任你搅得海沸尘飞，都是废话。”（《人权与女权》）在民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那个多元共进的社会环境下，梁启超的提醒不会没有作用，但也不再有“振臂一呼”的效果了。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在提倡男女教育平权，使女子们“都彻底觉悟自己是一个人”的同时，已经有人提出了“女子的特殊教育”问题，将女子教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1926年，梁实秋把卢梭的女子教育观介绍给中国：“卢梭论女子教育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如其教育是因人而设的，那么女子当然应有女子的教育”。他还批评说：“男女平等观念影响于近代女子教育趋势者，至大且深，现代女子教育最显著的趋势，就是把女子训练得愈像男子愈好，这真是徒劳而无功的事。” 。1927年，马寅初在对北京女子学院中学部的讲演中，从女子具有“爱”“道德”“精细”“节省”等特长讲起，论述了男女差异及与之相关的教育观念，指出：“女子自有其所长，自有其特性，正不必强学男子，跟着他跑。” 让教育更贴近妇女的自然特性，从理论上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