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的，但与当时的现实迫切课题相左，故此类呼声甚微，未能也不可能能在社会上产生大的影响。

总之，“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观，并非是上述那些文化精英或那个时代的其他有识之士的“发明创造”，而是一代知识分子为了改造社会和传统文化，主要从西方引进的“他山之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必然具有以下特色：一、它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无论是阶级论和社会主义观，还是人性论和个人主义观，都无不具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所缺乏的、甚至是相对立的西方文化色彩；二、它必然一开始就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和性等各个层面的完整体系；三、由于一二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思想比较开放和自由的时期，因而在妇女观的引进、宣扬和实施主张方面，也就必定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如李大钊侧重于阶级斗争、周作人偏重于素质教育、张竞生热衷于性学普及等等。概括地说，其总体特色就是：西方的、完整的和个性化的。
大半个世纪过去，新文化运动的那些精英们的妇女解放理想又实现了多少呢？从政治和经济层面看，虽然问题还不少，但至少已不落人后。也就是说，所存在的问题大体已非我们所特有，而是全体人类所共同的了。但在素质教育和性教育方面，尚有不少差距。尤其是性教育方面，可以说才刚刚起步。更重要的是，时代进步了，而我们迄今尚未突破和超越他们的那个具有浓重西方色彩的理论框架，形成更符合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和更具时代特色的新框架。也就是说，不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便是理想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例如，如何突破和超越男性本位的局限，形成真正建立在女性特质和两性和谐基础之上的妇女解放理论体系，这不仅是我们的、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
妇女解放，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