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当代”，是指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新史学的崛起及其终于在二战后取代传统史学而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

一

　　西方的新史学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它是作为传统史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的传统史学可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为代表。它与19世纪欧美各国的实证主义思潮相一致，影响颇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德国作为兰克史学的故乡，传统史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然而有趣的是，也正是在德国最先有人起来同兰克学派进行唇枪舌剑的论战，这就是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又可被视为西方新史学的源头。不过，在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影响最大、成就最显著的当推法国年鉴派。因而，在分析20世纪西方的新史学时，法国年鉴派往往被当作主要代表。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大体上可以看作是西方史学中新旧交替的时期。也就是说，新史学已经兴起，然而还远未动摇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直至二战以后，新史学才在欧美国家迅猛发展，并逐渐取代传统史学而占据主导地位。若以西方史学发展的总趋势而言，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折，大致可定在50年代(1)。二战后，法国年鉴派有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说它的创始人费弗尔（Lucien Febver，1876－1956）和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为法国的新史学奠定基础的话，那么它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50－60年代不仅牢牢确立了新史学在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年鉴派的影响越出法国国界。同样在50－60年代，代表新史学的英国新社会史，美国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相继兴起，影响越来越大。就是在传统史学影响深远的联邦德国，这种传统到60年代也被打破，而到70年代“新社会批判史”学派就应运而生 (2)。
　　那么，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前者向后者的转变说明了什么？对史学的发展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着重探讨的。我们说，这种转变是带有根本性的，就是说这不是局部的、个别方面的变化，而是涉及史学研究的整体、涉及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借用“范型”（paradigm）这一概念，意思是说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在“范型”上是不同的。这里需要作些说明。“范型”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Kuln）提出的用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一个核心概念。他有时又把它称为“学科基质”（dis-ciplinarymatrix）。简单说来，“范型”“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等的总体”(3)，大体上可理解为某一类科学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内开展研究活动的共有的基础和准则。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借用“范型”这一概念来说明史学的发展变化。最主要的一点是，绝不能生搬硬套科恩的“范型”概念，绝不能从这一概念出发生硬地套用到历史学身上。这样做，往往会忽视历史学的特点，并且犯削足适履的毛病。我们借用“范型”概念，只是为了从中受到启示；重要的是要从历史学本身出发，结合历史学的研究实践，尽量弄清楚：如果讲历史学的范型，具体指哪些内容。西方有些学者将库恩的“范型”概念应用于历史学，或提出了历史学的基本范型，如纳德尔（G.H.Nadel）(4)、斯托扬诺维奇（T.Stoianovitch）(5)；或应用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如艾尔曼（Benjamin Elman）。应该说，他们都作了有益的尝试，有些见解很值得注意。然而，在结合历史学的研究实践、探求史学的发展变化方面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我们不应在概念上兜圈子，也不必陷于细节上的争论。这里所以借用“范型”的概念，完全是为了说明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关于这点，我们试图提出以下三点初步的看法。首先，史学的“范型”应主要包括历史学家研究实践中的基本方面。它表明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的历史学家，他是按照什么方式研究和写作历史的。“范型”不应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实践脱节，不能成为某种外在的框框而要求历史学家去遵照它写作，相反它产生于历史学家的工作“作坊”里，是对历史学家“技艺”的一种概括(6)。具体说来，它可包括哪些方面呢？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包括哪些；他的研究方法是什么；他选择史料的标准是什么；他怎样进行论证；怎样作出结论；怎样对待其他学科；又是怎样写作的等等。不同范型的史学在以上这些方面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考察，就可以发现，传统史学的范型是比较清楚的。从研究对象说，传统史学的对象是狭窄的，就是政治史（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从研究方法说，主要是史料考证；从论证说，主要是脱胎于近代实验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即归纳、分析、比较等；从写作说，主要是叙述。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说，传统史学强调自身的自主性，忽视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如果说传统史学的“范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表述的话，那么对新史学的“范型”来说就不是这样了。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第二点看法，即某种史学的范型应概括这一史学本身最一般的特点，而不应以其某一阶段、某一方面、某一流派为根据。这主要是就新史学而言的。所谓“新史学”并不是一个流派，(7)它是不同于传统史学的一种史学趋势、一种研究和写作历史的方式、一种史学范型。
　　斯托扬诺维奇把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范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N.Machiavelli，1469－1527）时代的历史学范型，称为资鉴范型（exemplaryparadigm），因与本文关系不大，这里不去说它。第二类是叙事范型（narrative paradigm），亦称兰克范型（Rankian paradigm），它显然就是前面说的传统史学范型。第三类是结构──功能主义范型（structuralist－functionist paradigm），它主要是对年鉴派的概括。这里，斯托扬诺维奇把新史学的范型称为“结构──功能主义范型”，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新史学的确反对描述性地重现过去，重视系统分析。特别是布罗代尔，他在其代表作《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中提出“地理──历史结构史”以及划分“历史时间”的三时段说，影响十分巨大，因而布罗代尔的这些主张往往被简单地看成就是年鉴派的范型，进而也是新史学的范型。然而，这样概括是不够确切、全面的，因为无论是新史学，还是年鉴派，本身都有许多变化，因而尽管在新史学中年鉴派的影响最大，在年鉴派中布罗代尔是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然而终究不能拿它们来概括全部。譬如，年鉴派在布罗代尔辞去《年鉴》主编（1968年）以后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以致布罗代尔本人在1985年也慨叹道：“门生们没有遵循我的劝导……我与我的后继者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8)其他一些法国历史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例如，以《支离破碎的史学》（L’Histoire en miette）一书（1987年）严厉批评年鉴派的多斯（F.Dosse），强调“年鉴派已非同往昔”(9)。维拉尔（P.Vilar）为了表明年鉴派第三代已不能代表布洛克以来的传统，竟然说：“年鉴派已经死亡”(10)。尽管这些意见并未被普遍接受，在第三代年鉴派中间也引起异议(11)，然而70年代以来，年鉴派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简单说来，布罗代尔所崇尚的“地理─一历史结构史”不再成为时尚，精神、心态、文化等变成历史学家关心的热点。70年代开始，心态史、历史人类学勃然而兴。伊格尔斯在回顾80年代的历史学时说：“欧美世界中包括历史研究和著述在内的整个学术界的氛围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