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史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同实证主义思潮和实证主义史学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新史学范型诞生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样也是存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明确反对历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反对“史料即史学”的错误主张，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经济基础的最终的决定作用，重视理论分析，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等。这些都是对传统史学范型的突破。
问题在于，这些突破还只是为新史学范型的创立开拓了前提，并不等于其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利于新史学范型的建立，但并不能使其自然而然的建立。一种史学范型的建立要通过众多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实践中的探索去完成。这要有主客观的各种条件，指导思想在这里甚至不是决定性的。西方新史学范型的建立虽然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说明史学范型本身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思想理论，不能通过某种指导思想去建立。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当代中国四十多年来的史学发展虽然十分注重理论，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较长时间以来却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对历史学本身的理论、方法论，对历史学本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有关的各种问题缺乏研究。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学的理论，除此之外，历史学本身就无任何理论可言了。这是把指导任何社会科学的哲学层次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学本身层次的理论、方法论混淆了。由此自然放弃了对后者的研究。与此相联的，历史学对理论的重视也往往集中在对客观历史过程各种理论问题的研究，包括从客观的整个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形态到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理论探讨，这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样忽视了对历史学自身各种问题的思考。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才有明显的改变。
还应指出的一点是，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31)。它必须不断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回答人类社会发展中提出的种种问题，才能永葆自己的生命力。教条主义恰恰是使马克思主义固步自封，变成僵化的公式，从而扼杀了它的生命力。这种严重的教条主义又同中国相当长时期以来的闭关封闭，与外界隔绝互相影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再加多年来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政治运动不断，史坛批斗不绝，造成许多史学家长期以来心有余悸。在这种不正常的心态下，不少人宁可去钻故纸堆，选偏题，搞考证，而不愿去冒风险，去创新。而缺乏这种创新精神，正是研究工作的大忌。当然，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以后，已逐步有了很大的改变。
上述这些因素使当代中国史学不仅仍保留有某些传统史学范型的特点，而且其中的一些还相当顽固。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研究领域来说，还比较狭窄，政治史的框框并未完全突破，有时表面上虽有突破，却并不是实质性的。在极“左”思想指导下，为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一部历史往往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或路线斗争的历史，甚至牵强附会地成为儒法斗争史）。这实际上比传统的政治史还要狭窄。所谓表面上的突破，是指虽然写的不是传统的政治史，而是写例如农民战争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然而，从观念到方法依旧是（或基本上是）传统史学的范型。譬如，不论是写农民战争史，或写思想史、文化史，写的主要是农民战争领袖、思想文化精英，所写的人物中或许不乏出身贫微的劳动人民，但实际上从史学范型的角度看，依旧摆脱不了写精英人物传记的巢臼。新史学所说的“从下向上看的历史”，是指把下层民众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研究他们的心态、情绪、对周围世界的反映。这里所表达的史学思想是，对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甚至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了解，不能只局限于了解当时社会精英的看法，而且更要了解当时普通民众的心态和想法。譬如，研究某一国家某一时期（例如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史，以往只是写这一时期思想家的思想，这自然是必要的，但这充其量只能说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的思想史。要研究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的思想，普通民众究竟是怎么想的，其心态如何，就必须研究他们，这样才有可能对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思想状况有全面的了解。这就是新史学和传统史学的不同之处。所以不能简单地只看到研究对象都是思想文化史，似乎都已突破政治史的局限，就以为没有区别了。进而言之，要把群众作为对象来研究，研究其心态和情绪，在史料和方法上必然要革新。因为传统史学的史料大都限于文字材料（也包括考古材料），尤其是官方文献。可是这些材料一般只记载精英人物的活动，芸芸众生是很少有所反映的。因此要研究群众，就必须极大地扩大史料面，把一切日常生活中的遗存物都尽量用来作为史料，譬如遗嘱、帐册、户口或婚姻登记册、税收清单、医院病案等等。总之，“凡是人所有的、依赖于人的，为人服务的、标志人的存在、活动和生活方式的东西”（费弗尔语）都可以作为史料。与之相关，研究方法也必然要随之改变。传统史学的史料考据方法无法处理这些史料，也无法研究普通民众作为群体的历史，只能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如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大量史料中的数据，借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由此可见，研究领域的相对狭窄，往往与研究方法和手段的比较落后、史料的相对局限以及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够溶合密切结合在一起。这也就反映出传统史学范型和新史学范型的差异。
此外，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也是有不同的。史料是任何历史研究的基础。传统史学重视史料，注重严谨的史料考证，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新史学同样注重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它和传统史学在这方面的不同，除了上面提到的史料面的宽窄外，还在于它不像传统史学那样止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以为这样就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新史学看来，史料的搜集和考证是历史研究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但严格说来这还不等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要求在史料的基础上作出解释，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当代中国史学虽然早已批判“史料即史学”的错误主张，但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依然存在着史料才是真功夫，理论是虚的这种观念的影响；或者依然停留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上，至多把理论变成一种外加的套语或框框；或者满足于线性的因果分析或对史料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排比。这些都表明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还远未消除，虽然说不上就是传统史学范型，但无疑离新史学范型还甚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史学观念的变化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新史学强调的是对历史学本身理论、方法论的探讨，这种探讨是和史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新史学不仅主张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史料（不限于传统史学所说的史料），而且对史料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