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了转机，大大加快了史学的革新步伐，在向新史学范型的转变方面已有了很大的进展。无论在研究领域的扩大、史学方法的革新、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史学理论方法论问题的探索、同国际史学的交流等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展。不过，总的说来，这个过程目前还正在进行之中，而且对所取得的成绩也不宜估计过高。应该看到，史学的革新必然需要有一个过程。一方面，史学观念的转变、史学人才的培养、史学作品的完成需要过程，而且客观条件的变化也需要过程，譬如电脑的普及、信息手段的改善、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是过去较薄弱、近十几年才恢复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也需要过程。
最后还需要指出一点，中国当代史学的发展，由于历史等原因，在某些方面落后于西方，以致新史学范型至今尚未成熟。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史学命定地必须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史学后面追赶。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往往是后浪推前浪，后来者居上。就像经济发展中，不少原先比较落后的国家有可能直接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和先进技术，避免其走过的弯路，从而大大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一样，在历史学和其他科学学科方面也同样可以如此。关键在于，中国的史学要注意发挥自己固有的优势，认真进行自我反思，同时认真批判地吸取西方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根据自身的情况，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不断加快发展步伐。西方史学的发展对我们只是一种参考，如果盲目地仿效那才是最没有出息的，也必然没有前途。
应该看到，西方新史学目前也正处在一种变动和转折之中，也在酝酿着新的变化，甚至可能是新的范型的变化。它过去走过不少弯路，有些做法已证明是片面的、极端的。当然，反面的教训也是一种财富。这些都需要我们以清醒的头脑去加以研究和鉴别。只要我们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发挥优势，博采众长，我们必然会大大加快中国史学的发展，必然会使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在新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注 释：
(1) 这是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例如，可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4、66、327等页。
(2) 联邦德国“新社会批判史”学派自称Neue Sozialgeschichte（新社会史），因它强调史学的社会批判功能，一般被称为“新社会批判史”或“社会批判史”。伊格尔斯还称其为“政治社会史”。（参见伊格尔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学的新方向》G.Iggers，New Directionsin Historical Studies Republic〕，载《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1984年第1期第61页）。〔Georg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3) 科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omas S.Kul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芝加哥1970年第2版，第175页。
(4) 参见纳德尔：《历史学家面前的历史哲学》（G.H.Nadel，Philosophy of History before Historians），载《历史与理论》，第3卷（1964年）。
(5) 参见斯托扬诺维奇：《法国的历史方法：年鉴派的范型》（T.Stoianovitch，French Historical Methods：The Annales'Paradigm）。伊萨卡，1977年。
(6) 研究史学本身的发展，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不断探求史学的革新，可以说是新史学的一大特点和一大贡献。正是他们研究历史学家的“技艺”（布洛克，Le metier de l'historien）、深入历史学的“作坊”（孚雷〔F.Furet〕，L'Atelier de l'histoire），立志要为历史学而战斗（费弗尔，Combats pour l'histoire）。
(7) 即使年鉴派也不能等同于西方的新史学，尽管年鉴派在70年代提出“新史学”一词，并有意识地以此取代“年鉴派”的称呼，用以表明它不是一个狭义的流派。不管如何，完全根据年鉴派来概括西方新史学的范型是不够全面、确切的，更何况年鉴派本身也有许多变化。俄国学者古列维奇甚至认为，说“年鉴派”有统一的“范型”都值得怀疑（参见古列维奇：《历史综合与“年鉴派”》（А.Я.Гуревич，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 и Школа “Анналов”），莫斯科，1993年，第31页）。
(8) 转引自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131页。布罗代尔还说过：“在吕西安·费弗尔去世后（1956年），我甚至想停办年鉴杂志。当我于1970年撒手时，杂志已不再符合布洛克、费弗尔或我自己的思想”（转引自《史学理论第1期第115页）。不过，在古列维奇看来，偏离布洛克和费弗尔的恰恰是布罗代尔，他的“地理──历史结构史”研究》1994年忽视了心态史和文化史（参见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134页）。这个问题需专门研究，这里就不多说。
(9) 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期第16－17页。
(10) 转引自《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第90页。
(11) 例如，勒高夫（J.LeGoff）就不同意多斯的意见（勒高夫1991年12月与古列维奇的谈话。参见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296页）。
(12) 伊格尔斯：《80年代的历史学──十年回顾》，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02页。
(13) 70年代以来，“年鉴派”前两代宗师布洛克、费弗尔、布罗代尔强调的“总体史”思想在部分新史学家中间引起了怀疑和反对，如肖努（P.Chaunu）、孚雷、贝桑松（A.Besanson）、诺拉（P.Nora）等，并称目前已处于“史学碎化”的时代（诺拉语）。但以勒高夫为代表的另一些新史学家，仍然坚持总体史的方向，并对历史综合作了新的探索，对总体史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并不是只有布罗代尔那种强调结构、过程的包罗万象的著作才是总体史（参见拙文《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4) 勒高夫与古列维奇的谈话，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299页。
(15) 卡尔：《历史是什么？》（E.H.Carr，What is History？），伦敦，1962年，第3页。
(16) 布吉耶尔：《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6
(17) 勒高夫与古列维奇的谈话，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298页。
(18) 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9)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1972年，第474页。
(20) 转引自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第161页。
(21) 勒高夫与古列维奇的谈话，古列维奇，前引著作，第299页。
(22) 一般也称之为“传统史学”，但为避免与西方“传统史学”概念上发生混淆，本文都称之为“古代史学”。
(23) 参见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7页。
(24) 参见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9页。
(25) 参见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26) 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
(27) 有论者指出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因素，是从古代史学发展演变而来，反对“移植论”、“断层论”（参见陈其泰，前引著作，第177－179页），这是有道理的。任何外来的影响都离不开对本土传统的吸收、离不开本国的国情，不过无论如何对外来的影响也绝不能忽视。外来影响往往也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
(28)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
(29) 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30) 参见同上书，第33－34页。
(31)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1972年，第441页。
